医生园地-医政法规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重点工作任务》，明确2014年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人均政府补助标准将提高40元，为医保带去数百亿元的扩容资金。医保资金扩容，为提高医保资金整体支付水平、让参保人员享受更好的诊疗服务，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也增强了医保资金的抗风险和自我调节能力，确实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在近些年医保补助标准几乎年年提升的情况下，前段时间却有报道称个别地方的医保资金亏损严重，甚至已经到了难以支付的地步，让人不得不对医保资金的监管多了一份担心。此外，媒体对少数医疗机构伙同参保人员“骗保”、“套保”乃至“诈保”的问题也时有报道，医保资金监管明显有漏洞和薄弱之处。医保资金存在“跑、冒、滴、漏”等问题，哪怕只是技术层面的原因，却实实在在地在不断累积中反复侵蚀医保资金的基础，最终可能使医保资金出现更为恶性的安全性问题。因此，在医保资金不断扩容的情况下，各方更要加强对医保资金安全性的研究，明确资金解缴、存放、核定、划转、使用、报销等各方面的责任。要完善资金补偿、管理、支付等机制，堵塞监管漏洞，补齐监管短板，严格责任追究。切实将应管住的管住，能管好的管好，该追究的追究。在监管及时跟进中确保医保资金使用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合理性，以保证资金安全性不发生问题，推动医改向纵深发展，破解医改这个难题。

提高医务人员水平、按照绩效分配医生薪酬，成了困扰贵州省平坝县人民医院院长朱波的难题。每到发薪的日子都有人到朱波办公室吵架，调解几乎成了朱波工作的重点。2011年，贵州省平坝县人民医院进入第一批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单位，从那时起，朱波就面临着取消药品加成、按照绩效考核分配医生收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等一系列难题。今年4月，国家卫生计生委、财政部、中央编办、国家发改委、人社部5部门联合下发《关于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意见》，要求2014年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覆盖50%以上的县(市)，2015年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终于将在全国拉开帷幕。破除以药养医，取消药品加成以药养医是多年顽疾，是公立医院很大一部分的收入来源，破除以药养医触动了公立医院的利益。以往，进入医院的药品可以加成15%卖给病人，这意味着医院合理拥有一定的药品利润，病人药品费用高，医院收入随之增加。“此次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的重点之一是破除以药养医。”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曾公开表示，解决了以药养医问题，才能理顺医疗服务价格，同时建立科学补偿机制，控制医药费不合理增长。可见，国家卫生计生委已下定决心破除“痈疽”。2011年，我国启动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取消药品加成，药品零差率销售成为改革的第一步。“我们实行了药品零差率销售，药品收入不再成为医生的主要来源，减少了大处方”，平坝县人民医院院长朱波告诉记者，与此同时，按照规定提高了75项收费标准，政府财政加大了医院投入。也就是说，公立医院返回公益性质，大部分资金由政府拨款，医务人员的收入按新的绩效考核标准发放。医务人员的收入将不体现在药品上，而是由服务患者的水平和数量决定。怎么量化服务患者的水平？朱波推行的绩效改革遇到了巨大阻力。以往，医生依靠医院的一部分药品利润分配资金。改革后，打破大锅饭，全员聘用，因事设岗，按照医疗服务水平发奖金，不搞“平均主义”。由此每到发薪的日子，吵架就成了惯例，有时甚至吵到了朱波的办公室。吵得时间久了，朱波倒是有了一些新发现：业务骨干基本不吵架，他们干劲十足，带动医院医疗服务水平迅速提升。绩效改革推行了一年多，“吵架吵了一年零四个月。后来不吵了，我还有点不习惯。”朱波的绩效改革总是要推行下去，就在吵架声中，平坝县人民医院的改革逐渐走向正轨。2011年，平坝县人民医院成为贵州省公立医院改革试点，2012年成为国家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2013年与改革前的2010年相比：门诊人次增幅90%，住院人次增幅51%，药占比下降1.1%。随着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门诊和住院均次费用大幅提升。改革用人机制，提升医疗服务水平人事制度改革是机构改革最核心的环节之一。过去医生是以单位人来管理，人才很难自由流动，公立医院改革难以展现活力。此次县级公立医院改革以优化人员结构为主，通过全面推行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建立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灵活用人机制。朱波对用人自主权改革非常焦虑，“改革医务人员编制的身份特别难。即使改变了身份，职工的传统观念难以改变，即使解聘，但职工仍在编制内，很难管理”。朱波的破解招式是提升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水平、提高待遇，综合推进改革。他设置岗位管理、绩效管理、药品零差率、建立上下联动机制，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平坝县人民医院地处贵州中部，有良好的地域优势，服务能力提升，病人迅速增加，同时带动了医务人员收入迅速增长。按照“十二五”医改规划，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总体要求是统筹县域医疗卫生体系发展，力争使县域内就诊率提高到90%左右，基本实现大病不出县。想达到这个目标，提高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尤其重要。近年来，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了“走进西部”培训项目，朱波支持医务人员参与，自己也参加了“医院管理方面资深专家”授课培训。他认为这种培训对自己“有启发”。朱波说：“我以前是医生，搞业务，现在当院长抓管理。医院的班子里缺乏专业管理人才，我只是以经验管理医院，参加这种院长培训尤其重要。”社会资本参股办医，应谨慎推行去年10月，国务院颁布《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意见》指出，2020年健康服务业总规模将达到8万亿元，此后多路社会资本将开始介入公立医院改革。在业内人士和机构投资者看来，国内医疗卫生行业有望迎来巨大的变革和全新的投资机会。一些社会资本蠢蠢欲动，希望参股公立医院。“社会资本办医是好事，解决了钱的问题。”贵州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张光奇告诉记者，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后，医院80％的收入靠政府财政投入，财政万一有困难，医院的收入难以为继，社会资本参股将有效的解决这一难题。但他指出，“如果社会资本参股公立医院，一定要摸清底，算清账，把规定动作做好，再审慎决定”。朱波向记者透露，目前已经有好几家社会资本向他伸出橄榄枝，希望参股平坝县人民医院，“社会资本参股可以扩大医院的规模，提升效益。但是社会资本是逐利的，县级公立医院应保持公益性质。我们是农民看病的堡垒，应保障百姓的基本医疗需求。如果社会资本进来了，基本公立医疗服务怎么办”？张光奇认为，社会资本办医应作为公立医院补充、以投资高档次医疗需求、建立专科医院为主，比如有些社会资本建立了专科体检中心、透析中心、心脏中心等，这才是社会资本办医的方向。朱波说：“我们一定要谨慎，保持公立医院的基本方向，不管怎么改革，我们是县级公立医院，应以满足群众基本医疗需求为主，同时进行医疗人才培养、院长培训、专业人才培训。”“公立医院改革过程中，要防止一哄而起、避免一卖了之，要严防医院国有资产、无形资产的流失。”业内人士分析，社会资本吆喝的声音再大，投资的意愿再强烈，也应谨慎推行，国家卫生计生委也希望试点先行、取得经验后逐步实施。链接：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评价指标体系正在制定在2014年5月24日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县市医院论坛上，国家卫生计生委体制改革司司长梁万年表示，国家卫生计生委正在制定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评价指标体系，对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进行评估。梁万年说，正在制定的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医院公益性、控费水平、盲目扩张程度、患者满意度和区域协调能力等，强调区域医疗系统整体评价，而非单个医院绩效。随着改革的推进，公立医院院长未来要逐步走向职业化，其评价指标也要相应发生变化，其中最核心的是对政府办医职责的落实程度。梁万年说，目前，药品、检查、耗材等费用收入约占县市医院收入的70%，而护理、手术、诊疗等医疗服务收入仅占30%左右，在大幅降低前者的同时提升后者，是当前公立医院改革调整收入结构的主要任务。浙江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马伟杭在介绍浙江省医改经验时，强调了补偿机制的重要性。他说：“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占补偿总额90%以上的试点县改革平稳，但占比低于70%的试点县大多出现了经营困难。财政补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才是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的可靠保障。”（原文标题：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的三大难题该如何解？）

为了最终换来医疗体制的健康，北京市卫计委决定对公立医院做个大“手术”，摘除特需医疗这颗“肿瘤”。尽管“手术”的具体时间还未确定，消息刚一发布，各路观点的交锋便足以让人感受到“手术”的风险和难度。事实上，经历17个年头的生长，这颗“肿瘤”已经在宿主的心脏边上安了家。“人们对于特需医疗服务有需求，并且公立医院在这方面有资源优势，为什么要将这些优势服务让给民营医疗机构去做？”北京市朝阳医院院长陈勇在面对媒体时发出质问。“公立医院有国家的财政投入，就应该按照公立的原则办事。”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朱恒鹏的观点针锋相对，“与民营医院相比，公立医院占有众多资源还要争夺高端医疗的市场，这种竞争打从一开始就不公平。”有专家分析，留给特需的时间差不多还有3至5年，而当下，这颗“肿瘤”到底该不该被切除，怎样做才能在去除病灶的同时不伤及公立医院的机体，是它留给社会的一个难题。特需病房 有钱人也得动脑筋在北京的一些公立医院里，想要得到一张特需病床，即使是有钱人也要费些脑筋。在经济条件仅够蜗居普通病房的患者家属小张眼里，公立医院的特需医疗就像是对贫穷的一种嘲弄。因为经常需要陪着怀孕的妻子产检，小张曾经对特需医疗部的患者“在护士陪同下理直气壮插队”的行为感到气愤，而如今却已经见怪不怪了。“谁让我们出不起钱呢。”他自嘲道。“想在中国看病？先富起来再说吧。”感慨于中国公立医院的特需服务带给富人们的便利，美国一家媒体这样评论。曾有媒体描述中国大城市公立医院的现状是：花数十倍于普通挂号价格的费用，就可以挂特需门诊，从而免去彻夜排队的辛苦，更为便捷地得到顶级专家的诊治；而支付4到5倍于普通病房的价钱换来的一张特需病床，其背后所包含的意义，还可能包括：专家一对一的服务，护士更为细致的照顾，以及做检查时得以插队优先的特权。更有甚者，据媒体报道，今年5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竟然在手术室门口设立了茶座，将原本就人满为患的公共走廊一分为二。那些焦灼等待亲人从手术室出来的病患家属，只能“更为紧密地”挤在一起，任由走廊的另一半空空荡荡。事实上，美国媒体只说对了一半。在北京的一些公立医院里，想要得到一张特需病床，即使是有钱人也要费些脑筋。“现在的有钱人太多了。不动用些私人关系，举着钱都不一定住得进来。”一位借助私人关系帮妻子成功入住特需病房的男士感慨道。按照我国2009年新医改方案的要求：公立医院提供特需医疗的病床数不能超过医院总病床数的5%～10%。心血管内科专家周乐今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若干年前在云南省人民医院工作的时候，来特需医疗就诊的多数患者来自医院的利益相关单位。“公立医院应该是公正、公平的。”周乐今加重了语气，“把最好的专家资源集中在特需，老百姓却难以企及，这显然背离了公立医院的宗旨。”特需医疗“不伦不类”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妇产科医生龚晓明看来，公立医院特需医疗现状确实有点儿“不伦不类”。在他所在的医院，特需病床虽然不足总病床数的10%，但其收入却差不多占到总收入的60%。“看病的人依然多，对患者来说体现不出服务的改善；价格虽然高，对医生来说诊费却依然低于市场行情。”这位曾经的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这样评价。在“从来没有空床位”的北京协和医院，其官网显示：在该院总计1855张床位中，急诊科床位占36张，儿科占40张，而特需病房占149张，是前者总和的近两倍。据最初参与过公立医院开展特需医疗前期调研的现北京医师协会秘书长许朔介绍，特需服务的雏形是为了顺应中国“入世”而在外宾门诊基础上改良的产物。命名时，卫生局的意见是称之为“特需医疗”，而医院却称之为“国际医疗部”，就是因为觉得很难作出精准的定义。时至今日，在定义和边界都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特需医疗，给人的印象就是多花钱，甚至连一些医生都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界定。一名广东省级三甲医院的医生略显迟疑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们这儿有一个装修得像星级宾馆一样的医学中心，护士不仅受过专业的医护训练，还曾在五星级的酒店接受过培训，会全程引导、陪伴患者到不同的地点就诊、检查。不知道这算特需吗？”“特需门诊是我们普通百姓唯一的福利了，这项服务不知道帮我们免去了多少次辛苦的凌晨排队。”就像难以给这项医疗服务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一样，人们对于这颗“肿瘤”到底是恶性还是良性的争论也一直僵持不下。在相当一部分人眼里，特需医疗甚至有种“彼之砒霜，我之蜜糖”的意味。做了12年医疗社工的郑鹤红更愿意将特需门诊称作“普通老百姓的福利”。她所在的社会组织致力于帮助贫困的患病儿童，不少患儿的家庭在偏远的西部地区，常常需要他们这些社工先拿着孩子们的病历，去北京各大三甲医院排队挂号，咨询专家。在这座每天有70万外地人前来求医问药的城市，即使在凌晨两点，一些著名公立医院挂号窗口前的队伍就已经悄然形成。像协和医院、北京儿童医院这样的大医院里，马扎、报纸、塑料布甚至鞋子都成了排队占位的工具，一些外地来的父母甚至抱着孩子坐在地上，一等就是一宿。对这些人来说，相比于黄牛手中动辄上千元的高价普通门诊号，最高300元的特需门诊号显然是一个可能的选择：他们可以在挂号当天就看上最顶级的专家，还省去了因为等号可能要花费的住宿和吃饭的费用。“特需门诊是我们普通百姓唯一的福利了，这项服务不知道帮我们免去了多少次辛苦的凌晨排队。”不少北京的妈妈在论坛交流经验的时候也会谈起特需的好处，“整个怀孕期间，挂普通门诊和特需门诊的比例差不多一半对一半”，“每次去医院产检，人都多到吓人，赶上身体突然不适的时候，幸亏还有特需可以挂”。而长期面对社会的诟病，坐诊特需的医生们也有话要说。“有人说医生更愿意诱导病人挂特需，价钱贵了，医生脸上也有笑容了。”中日友好医院肛肠科主任王晏美语气带着无奈，“可事实是，一下午看80个病人和看10个病人相比，那感觉能一样吗？”平时坐诊普通门诊和专家门诊的时候，常常是一个患者还没看完，桌子边上就围过来四五个其他患者和家属，急着问东问西。在隐私性比较强的肛肠科，这样的情况不仅令患者尴尬，也时常让身为医生的王晏美感到不舒服，甚至有时说话时禁不住带点火气。对于坊间关于“有医生为了敛财只愿意出特需，平日里都不坐诊”的传言，他解释道，事实上，卫生局对医生有规定，三级医院主任医师出门诊次数平均每周不少于3个半天，副主任医师出门诊次数平均每周不少于5个半天。存在即是合理？留下还是取消有专家称，对于公立医院来说，在目前政府差额拨款及其他相关体制机制尚未配套改革的情况下，特需医疗是实现其自身收支平衡，弥补资金不足的重要来源。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范瑞新则吐槽：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没有问题，但与此同时，医院的运营只能“国家投入多少，医院付出多少。”他举例说：“假如国家投入给医院的经费只够医院一年接诊5000个病人，做3000个手术，那医院就只能按照这个标准完成任务，剩下的患者交给社会医疗资源。”但他怀疑，社会医疗资源是否有能力承接这项任务。朝阳医院执行院长陈勇与之有相似的感受。在2014年公立医院改革高层论坛上，他说：“对于北京的公立医院会继上海之后取消特需门诊这项政策，我承认出发点是好的，但效果一定是差的。我们现在总是强调要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可是现在把特需门诊剥离给社会资源办，公立医院的优质资源不许用，社会资源的优质资源又从哪儿来？”“这三个方面准备好了，随时都是消除特需的最好时机。”根据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医学人文研究院联合在201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48.6%的人赞同特需医疗，51.4%的人表示反对。比例上的微小差距，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争议相持不下。而事实上，通过问卷分析显示，矛盾双方争论的实质，依旧绕不开“公平”这个话题。正如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廖新波的观点：作为政府资产的公立医院，应是让所有人都享有一种相对公平的医疗服务。政府在医改中的责任是将基本医疗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全社会公平地提供，将不能管也不应该管的事交由社会来办。取消公立医院特需服务势在必行。取消特需，公立损失谁弥补然而，“缺失了特需医疗这部分的收入，公立医院的巨大损失又该如何弥补？”“公立医院回归公益了之后，社会资源有能力承接特需服务吗？”“如果特需真的取消了，迫切需要看病的人怎么办呢？”这一系列问题将随着公立医院斩断“特需医疗”的同时，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痛感。北京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公立医院改革的进程中，政府对于医疗服务价格首先应有一个更合理的调整，同时对于医护人员薪酬制度体系的建设、对公立医院实行的财政补助机制实行改革。“这样公立医院就没有必要通过开展特需服务来创收了，能够更好地保障基本医疗，坚持其公益性属性。”朱恒鹏认为，对于促进社会医疗资源的发展和解决看病难这两个问题的最关键举措，还是要放开医生自由执业，把医生释放出来。在他看来，特需虽然为相当一部分患者提供了相对便捷的挂号途径，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只有开放医生自由执业，才能有效平衡社会医疗资源，将公立医院的人群分流。”他说。他同时强调，开放自由执业，或者最起码开放医生的多点执业，必须在特需医疗被“切除”前完成。廖新波则认为，公立医院要取消特需医疗，必须事先为医生找到一个可以体现医生劳动价值的渠道，“自由执业是其中之一”。“政府必须在三个方面齐头并进：建立公立医院完善的财政补偿机制，支持社会资本办医和对公立医院朝着公益性方向的引导。”他说。至于这颗势必要被摘除的肿瘤，“这三个方面准备好了，随时都是消除特需的最好时机”。

 　为扩大医疗服务供给，解决多层次医疗服务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4月9日，国家发改委、卫计委、人社部联合发出《关于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俗称“民营医院”）医疗服务价格。 　　作为一家公立医院的执行院长，笔者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高兴。为什么？因为现行的医疗价格体系实在太不合理！尽管现在只是在非公立医院这样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把它打破，但只要是放开了，就是一件好事，是在往正确的方向发展。越是在体制内难以撬动和改变的东西，往往通过强有力的“搅局者”在体制外去改革、去倒逼会更有效果。 　　假如我是民营医院院长， 　　我会让员工用服务赚钱 　　大家都在讨论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有人说，政府的财政支持和职责落实不到位，有人说医疗保险制度不完善。笔者认为，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就是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无论公立医院将来走市场化道路，还是靠政府补助，最核心的问题永远都是该如何运营、如何补偿。 　　当前，我们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系是严重扭曲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重物轻人”，你看公立医院里凡是跟物件有关的，比如高值耗材和大型设备检查的定价都不低，可一旦跟人沾上边，所有的价格都被严重低估。20年来，我们的挂号费一直都是5元，比北京市的停车费都低。我们的护士注射一针只收5毛钱，实际上就连针管、碘酒、酒精、棉签等消毒费用也不止这5毛钱吧？一切跟医院的劳务和人沾边的定价都极低，根本不体现他们的价值。 　　于是，在这样一种导向下，公立医院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开始靠卖药，靠高值耗材和大型设备检查来给自己补偿。实际上这种补偿是非常低效的。过度用药、过度检查、过度医疗带给社会沉重的负担和巨大的资源浪费。 　　有人问我：到底是谁不愿意推进改革？在我看来，谁都想改革，但是谁都不满意。因为改革就意味着调整利益，不同利益方的诉求是不一样的，而改革是想在各方的诉求中找一个平衡点，让各方都说好很难。假如我是一个非公立医院的院长，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凡是跟人有关的服务价格大幅提升，同时把跟物有关的价格控制下来。我要用这样一种收费方式来扭转医院员工的行为模式，让医生、护士用劳动去赚钱，而不是靠开处方、开检查单。 　　看病贵是因为患者花的冤枉钱太多 　　有人担心，提高服务价格会导致整个医疗费用水平的上涨，其实不然，整体的价格水平反而会下降。2012年7月，包括北京朝阳医院在内的5家北京市属医院尝试了一项医疗费用的改革试点，取消15%药品加成、挂号费和诊疗费，增设医事服务费。笔者认为，这场持续了将近两年的试点，最重要的收获就是为我们理顺医疗服务价格体系进行了探索。 　　北京朝阳医院现在一个普通门诊的医事服务费为42元，从运营成本和专家水平看，这个价格是比较合理的，否则就要亏本。可如果全国的医院挂号费都涨价，国内CPI就会上涨，政府吃不消。可是医院不涨价怎么生存？政府的财政补贴补不上如此巨大的缺口，于是给不了钱就给政策吧，政府允许医院以药品加成的形式拿补偿。 　　但是，医院如果要从药品上赚回来42块钱，绝不是只卖42块钱的药。政府给定的药品加成率是15%，因此，要想从药品上赚42块钱，就得开280块钱药费。这个补偿机制是非常低效的，造成了巨大的成本浪费。虽然挂号费看上去没涨，但是老百姓的负担却更重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整体医疗服务价格很低的情况下，老百姓还是觉得看病贵。 　　笔者认为，中国老百姓觉得看病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保障体制不完善，老百姓自己买单的比例太高；二是大家在药上、耗材上、检查上花的冤枉钱太多。所以现在的价格体系，一方面社会不堪重负，一方面医院、医生也喊补偿不足。这个机制真要改改，把该给医生、护士的钱直接给他们，而不要通过药品、耗材间接补偿。 　　医生的收入调整要靠市场，而不是政府 　　笔者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改革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加入，通过发展非公立医疗机构来引入充分的竞争，从而打破我们现有这种国有企业、公立医院的垄断。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市场、通过充分的竞争，我们的医疗价格和收费制度才会更趋于合理。 　　前不久，人社部专门就医务人员的薪酬展开了一项调研，我也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数据，但说句心里话，我对这种通过政府行为来调整医务人员薪酬的形式不抱任何希望，毕竟政府部门要有一个平衡，包括教育、医疗等各个领域都得考虑。 　　尽管我是公立医院的院长，尽管我也担心我的人才会流失，但是从整个行业发展来讲，我非常赞成医生多点执业。我认为，医生收入的合理定价最后必须要靠市场，这跟律师其实是一样的，现在并非所有的律师都是高薪，医疗价格放开后，也不是所有医生的年薪都上百万、上千万，但是一定会有这样的医生！ 　　有人认为，非公立医院医疗价格放开后可能会加重老百姓的医疗负担，但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首先，非公立医疗机构在整个医疗市场的份额很低，只有不到10%，这么低的市场份额不足以撬动整个市场的价格。其次，在公立医疗机构的压力下，非公立医疗机构要想参与竞争，其整体医疗价格就不可能提高。假如在公立医院做一个阑尾炎手术的收费标准是5000元，非公立医疗结构绝不敢收一万，就算想收也只能是有价无市。 　　公立医院法人治理，听上去很美 　　对于公立医院来说，非公立医疗机构价格放开以后，会把过去公立医院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变成劣势。尽管政府还在给我们补贴，尽管我们的医生退休以后的工资由政府来发，但是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价格和药品耗材上没有自主权，而且如果允许医生多点执业以后，过去赖以生存的人才和技术上的优势也将不复存在。 　　我最近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北京的公立医院会继上海之后取消特需门诊。我认为，这项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效果一定是差的。我们现在总是强调要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可是现在把特需门诊剥离给社会资源办，公立医院的优质资源不许用，社会资源的优质资源又从哪儿来？ 　　另外，公立医院在人事分配制度上的限制也使我们在人才方面更处于劣势。我虽然是一个执行院长，说起来实行的是法人治理，但是我却没有权力给优秀医生以更高的工资待遇。对于公立医院的院长来说，绩效分配可以有，但是工资总额我说了不算。无论我的医院赚了多少钱、无论我的经济效益有多好，我们医院的工资总额每年都是社保部门说了算。 　　有一次，一位领导要我谈一谈朝阳医院实行法人治理以后对公立医院长远发展的积极作用，我聊了一个小时他都表示不满意，他让我举一些实实在在的事例，可我一个也说不出来。 　　如果说医院法人治理是一部全新的概念车，我这辆车确实是跑起来了，跑得也还可以，但是实际效益却一点儿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这辆车是在驾校训练场里开的，压根没上路。外面道路的宽窄、交通标志等的高矮，通通不适合我，我根本不具备上路的条件，上路就要撞车。 　　领导问我：这样说的话，难道法人治理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我说：当然不是，大马路上每辆车的驾驶员都是从驾校练出来的啊！ 　　笔者认为，要想真正把公立医院的改革做到位，就必须理顺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体系，把能够直接体现医生和护士劳务及技术的价格大幅度提高，同时在落实政府六项基本投入政策的前提下，取消药品加成，大幅度降低大型设备检查的费用，引导公立医院的医生靠技术、劳务去赚钱，加快人事分配制度改革。 　　另外，对于公立医院自身来说，我们首先要充分发挥公立医院的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一技之长。同时，还要努力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垒高我的门槛，防止人才流失。第三，我们要真正做到以病人为中心，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提高医院的质量和品质。 　　（作者系北京朝阳医院执行院长，本刊记者刘砚青根据其在“2014公立医院改革高层论坛”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