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园地-医政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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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加速布局医疗健康产业支付宝钱包接入超十万家药房

13:53

　　阿里巴巴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布局再次提速。6月25日，支付宝宣布与中软国际达成合作，双方将在医药行业一起拓展移动支付业务。通过合作，支付宝钱包未来在全国将接入数十万家药房，为用户购药提供移动支付服务。　　中软国际方面透露，产品正式上线之后，在首批试点省市，支付宝钱包将能覆盖超过7万家药房。支付宝则表示，与中软国际合作，将有助于快速扩大支付宝在医药零售领域的覆盖面，将更多的药房纳入到支付宝的移动医疗健康服务体系中。在此之前，支付宝已经与20多家药店连锁品牌达成合作，支持支付宝钱包付款的药房门店超过1万个，基本覆盖全国。国内拥有2000多家直营门店的海王星辰，也在今年2月底与支付宝达成合作。　　支付宝方面表示，对药房而言与支付宝合作，不仅让消费者结账支付更加便捷，还能入驻支付宝钱包的“服务窗”，实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线上线下一体化营销。药房开设服务窗账号之后，可以引导消费者关注，发放会员卡或促销，在后台进行会员体系管理，加强对用户的个性化服务，包括与会员的互动、导购等，最终依托支付宝钱包构建药房的本地O 2O服务，优化整个药品购买流程。　　支付宝方面还透露，以后还会将药房的服务纳入整个“未来医院”计划之中，根据医药分离、电子处方等医改政策的推进，推出医药就近配送、慢性病定期送药等服务。此外，线下药房与天猫医药馆未来也会互相打通，用户在线上下单后，线下药房可就近配送。所有医药零售企业均可加入支付宝的“未来医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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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年内启动

09:37

25日，科技部科研条件与财务司司长张晓原在武汉透露，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年内启动。今年还将启动科技金融试点城市的评估，淘汰一批，深化一批。张晓原在武汉市人民政府、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和湖北省科技厅共同举办的科技金融发展研讨会上透露了上述消息。张晓原介绍，科技部将在年内启动实施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通过设立创业投资子基金、银行贷款风险补偿和绩效奖励等方式引导和带动金融资本、民间投资等支持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张晓原还透露，科技部与深交所合作建设的“中国高新科技金融网”正在进行中，将以此为平台，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成果与投资基金、上市公司的网上对接。张晓原没有介绍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的具体模式。不过，招商银行前任董事长马蔚华今年3月在一次活动中透露，财政部和科技部将联合成立一支“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此基金为“国家拿30%的钱，引导社会70%的钱，组成子基金，然后去投科技成长型的项目”，并且在退出的时候，国家的30%资金不参与分红。今年4月，科技部条财司、财政部教科文司召开座谈会，征求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开展贷款风险补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张晓原还表示，科技部将对现有科技金融试点城市的试点成果进行检验与评估，淘汰不合格城市，为试点成果丰硕的城市量身定制科技金融先行先试的相关政策，即淘汰一批，深化一批。　　附件：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加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引导社会力量和地方政府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投入，中央财政设立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以下简称转化基金）。为规范转化基金的管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转化基金主要用于支持转化利用财政资金形成的科技成果，包括国家（行业、部门）科技计划（专项、项目）、地方科技计划（专项、项目）及其它由事业单位产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装置及其系统等。　　第三条转化基金的资金来源为中央财政拨款、投资收益和社会捐赠。　　第四条转化基金的支持方式包括设立创业投资子基金、贷款风险补偿和绩效奖励等。　　第五条转化基金遵循引导性、间接性、非营利性和市场化原则。第二章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　　第六条科技部、财政部建立国家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以下简称成果库），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信息支持。　　应用型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课题）完成单位应当向成果库提交成果信息。　　行业、部门、地方科技计划（专项、项目）产生的科技成果，分别经相关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以下简称省级）科技部门审核推荐后可进入成果库；部门和地方所属事业单位产生的其它科技成果，分别经相关主管部门和省级科技部门审核推荐进入成果库。　　第七条成果库的建设和运行实行统筹规划、分层管理、开放共享、动态调整。鼓励部门、行业、地方参与成果库的建设。　　第八条成果库中的科技成果摘要信息，除涉及国家安全、重大社会公共利益和商业秘密外，向社会公开。第三章设立创业投资子基金　　第九条转化基金与符合条件的投资机构共同发起设立创业投资子基金（以下简称子基金），为转化科技成果的企业提供股权投资。科技部负责按规定批准发起设立子基金。　　鼓励地方创业投资引导性基金参与发起设立子基金。　　第十条转化基金不作为子基金的第一大股东或出资人，对子基金的参股比例为子基金总额的20%-30%，其余资金由投资机构依法募集。　　第十一条子基金应以不低于转化基金出资额三倍的资金投资于转化成果库中科技成果的企业，其他投资方向应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第十二条子基金不得从事贷款或股票（投资企业上市除外）、期货、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企业债券、金融衍生品等投资，也不得用于赞助、捐赠等支出。待投资金应当存放银行或购买国债。　　第十三条子基金存续期一般不超过8年。鼓励其他投资者购买转化基金在子基金中的股权。　　第十四条子基金应当在科技部、财政部招标选择的银行开设托管账户。存续期内产生的股权转让、分红、清算等资金应进入子基金托管账户，不得循环投资。　　第十五条子基金应当委托投资管理公司或管理团队进行管理。　　第十六条转化基金向子基金派出代表，对子基金行使出资人职责。　　第十七条子基金存续期结束时，年平均收益达到一定要求的，投资管理公司或管理团队可提取一定比例的业绩提成。子基金出资各方按照出资比例或相关协议约定获取投资收益，并可将部分收益奖励投资管理公司或管理团队。　　第十八条子基金应当在投资人协议和子基金章程中载明本章规定的相关事项。第四章贷款风险补偿　　第十九条科技部、财政部招标确定合作银行，对合作银行符合下列条件的贷款（以下简称成果转化贷款），可由转化基金给予一定的风险补偿：　　（一）向年销售额3亿元以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用于转化成果库中科技成果的贷款；　　（二）上述贷款的期限为1年期（含1年）以上。　　（三）贷款发生地省级政府出资共同开展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　　第二十条合作银行应制定和公布成果转化贷款的条件、标准和程序，在符合贷款条件的前提下，降低贷款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第二十一条合作银行省级分支机构汇总当地成果转化贷款项目报同级科技部门、财政部门共同审核后，由合作银行总行按年度汇总报送科技部。科技部提出贷款风险补偿建议报送财政部。　　第二十二条年度风险补偿额按照合作银行当年的成果转化贷款额进行核定，补偿比例不超过贷款额的2%。　　第二十三条合作银行应加强对成果转化贷款的审核、管理和监督。第五章绩效奖励　　第二十四条对于为转化科技成果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转化基金可给予一次性资金奖励。　　第二十五条绩效奖励对象所转化的成果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属于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科技成果；　　（二）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支撑当前国家重点行业、关键领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未曾获得中央和地方财政用于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资金支持。　　第二十六条绩效奖励项目由有关部门和省级科技部门、财政部门向科技部、财政部推荐。　　第二十七条科技部、财政部组织专家或委托中介机构对申请绩效奖励的项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进行评价，科技部依据评价结果提出绩效奖励对象和额度的建议报送财政部。　　第二十八条绩效奖励资金应当分别用于以下方面：　　（一）获奖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　　（二）获奖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研究开发、成果转移转化活动；　　（三）获奖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技术转移活动；　　（四）获奖单位对创造科技成果和提供技术服务的科研人员的奖励。第六章组织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九条科技部、财政部组织成立转化基金专家咨询委员会，为转化基金提供咨询。咨询委员由科技、管理、法律、金融、投资、财务等领域的专家担任。　　第三十条科技部、财政部共同委托具备条件的机构负责转化基金的日常管理工作，并进行指导、监督和组织评价。　　第三十一条受托管理机构应当建立适应转化基金管理和工作需要的人员队伍、内部组织机构、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机制等。　　第三十二条转化基金实施过程中涉及信息提供的单位，应当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并对信息虚假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第三十三条转化基金建立公示制度。第七章附则　　第三十四条科技部、财政部根据本办法制定转化基金相关实施细则。　　第三十五条地方可以参照本办法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　　第三十六条本办法由财政部、科技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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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排行榜是“看病宝典” 还是给“看病难”火上浇油？

08:55

中国首个医院排行榜发布者来宁回应质疑，呼吁实行分级诊疗高解春教授论坛主办方供图　　到医院看病，大家都想找最好的医生。近年来，各种医院排行榜层出不穷，作为中国首个医院排行榜，“复旦版排行榜”成为不少人的“看病宝典”。有人也提出质疑：给中国医院排名，会不会造成“看病更难”的现象呢？　　6月22日，2014光明院长会—精英圆桌论坛在南京举行，“复旦版医院排行榜”牵头人、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高解春回应质疑：如今很多专家、教授都看了很多“平庸”的病，很多人一点点小病也要找最“大”的专家，这并非一份榜单就能改变的，排名不会加剧看病难，大医院饱和的根本原因是我国没有很好的分级诊疗制度。　　现代快报记者安莹　　排名是要让病人到合适的地方看病　　“复旦版医院排行榜”已经连续发布了5年，虽然一度有人质疑，但入选的医院以及科室，实力基本得到大多数专家的认同。　　业内人士称，这张榜单一是让医院知道自己的专科在国内医院中的地位，二是让老百姓知道最好的医院在哪里。　　高解春教授表示，当初想要给医院进行排名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要让病人到合适的地方看病，当你急需医疗救治，可以按图索骥去寻找最合适的医院。比如北京同仁医院，专科特色很明显，就是以耳鼻喉科、眼科为特点。　　那么，公众了解榜单以后，会不会一窝蜂都到那些排名靠前的医院看病，加剧看病难的问题？“看病难并不是一份排名就能加剧或者缓解的。”高解春回答。　　要想解决看病难，分级诊疗是个出路　　高解春表示，要想解决看病难问题，分级诊疗是个出路。如今在中国，病人拿着一张卡，到哪都能看病，导致很多专家看了很多平庸的病，很多人一点点小病也要找最“大”的专家，这是一种资源不平衡和看病无序。原因是没有很好的分级诊疗制度。分级诊疗制度基本上由三块组成，第一，没有转诊，自己去看病，不给报销。第二，没有达到分诊治疗标准，医生可以不看病，不是说谁来看病就能看的。第三，三级医院原则上没有普通门诊，到了三级医院基本上要看专科了，而普通的疾病，都应该在下面的一级医院、两级医院进行治疗和筛选。老百姓看病难，要依靠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医生和家庭医生来缓解。高解春也透露，目前国家卫计委也正在将“分级诊疗”作为课题进行研究。　　中国医院排行榜是如何出炉的？　　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发布的“全国最佳医院和专业排名”，也是国内首个针对最佳专科声誉排行榜和最佳医院排行榜。　　那么，这份“医院排行榜”是如何出炉的？高解春说：作为第三方评审机构，我们不会直接参与。每年会发放给专家评议问卷，问卷就是三项内容：临床能力、解决疑难杂症的能力、学科建设能力。我们已经建立了庞大的专家组数据库，比如2014年的榜单正在评选中，对30个专科一共给全国3500位专家发出问卷，由专家们对自己的领域进行提名。就像“选美”一样，一个人选你美，三个人选她美，少数服从多数，按照计分制来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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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县级医院改革有点迷茫

09:34

“全国人民上协和”、城市大医院人满为患……这是当前我国看病难的真实写照。要解决这样的就医现状，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是关键环节。根据国家卫计委等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意见》，2014年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增加到1011个，2015年将全面推开。取消药品加成、破除以药补医，县级医院提高医疗服务能力能否实现？改革中有哪些难点，如何实现破局？记者走进山东诸城人民医院展开实地调查。营收有增有减补偿尚有缺口2012年12月31日，作为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的试点单位之一，诸城市人民医院正式执行药品零加成政策，并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同步调整。效果如何，门诊部主任曲培莲都看在眼里：“以前患者老说我们这里‘技术高、药品贵’，看完病就带着处方走。现在基本上都是拿着处方直接去药房，价格都一样。”药品零加成，对于医院而言，药品收入却没有因量的增加而大幅提高。2013年，诸城市人民医院药品收入29484.1万元，同比减少3793.44万元。医院营收的“缺口”怎么办？按照改革的顶层设计，来自政府的财政补贴以及部分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将用来弥补医院的损失。“政府按照药品合理价差总量的20%补偿，总共700万，都已及时拨付到位。”不过，院长李树国一点都轻松不起来。“除去合理提高医疗服务费和财政补助的补偿，医院2013年亏损707.1万元。”而且，本来被预期可以作为收入增长点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在实践中却成了一把“双刃剑”。2013年，诸城市人民医院医疗业务收入65227.25万元，同比增加3391.93万元，增长5.49%。但如果细分，则耐人寻味：诊查收入增加1280.41万元，增长843.55%；手术费收入减少1217.02万元，减少23.25%；手术量减少2392人次，减少16.35%。“很多新农合病人转到其他医院做手术，那里报销的比例高。”肝胆外科主任杨树钢分析说：“同样的手术，你提价，患者就到别处去，你不提，药品零加成的损失怎么办？”严格绩效管理倒逼医院转型30岁的风湿血液科副护士长王永华，深感幸运。医院中层干部竞聘当天，正赶上她回邻县老家订婚。“都说这种事是内定的，我一个外县人肯定没戏。”但留下来参加竞聘的王永华最终成功入围。医改带来的变化，远不只体现在竞争上岗。在分配激励机制方面，医院推行“二次分配”，扩大科室的自主权。抗菌药物使用比例、医疗费用控制、平均住院日等内容，也被列入绩效考核范围，与职称晋升、评先树优挂钩。分管医改的党委副书记丁亚文坦言：“医改封死了走捷径、不规范的口子，形成了倒逼机制，医院重点在提高服务能力上下功夫。”但既然是改革，势必要面对诸多掣肘和压力。人才的外流，是李树国的“心头之痛”。几乎每年，医院都会有三五个非在编技术骨干离职。李树国很无奈：“基本上都是因为编制的问题，市里这两年每年特批我们10个研究生编制，但远远不够。”近年来，诸城市人民医院努力实现在编人员与非在编人员同工同酬，2013年，全院在编人员工资平均增长24%，非在编人员工资平均增长36%。超声医学科主任祝林表示：“大家都有机会培训进修，自然是越干越带劲。”在纯利润下降的态势下，如何保持医院的可持续发展，李树国估算，即便是保持5%的工资年增长，都将是一项不小的负担。发展动力充足亟须打破藩篱一座7.1万平方米的外科新大楼已然封顶，建成后诸城市人民医院床位将增加到2700张。“能发展到如此规模，也说明周边群众有这个需求。”李树国觉得发展后劲非常充足，“我们有区位优势，潍坊市给我们的定位是打造潍坊南部区域医疗中心。也有技术水平保证，病人的外转率一直非常低。”“对于改革，我们从心底里拥护，但最终会形成什么样的格局，大家心里有些迷茫。”医务科科长刘兆刚认为，县级公立医院需要更宽松的发展空间。“比如，目前三甲医院与二级医院相比，技术准入的差距很大；作为二级医院，我们本来有技术能力开展的项目却不能开展，患者只能舍近求远。”2010年到2012年，诸城市人民医院每年的业务增量保持在27%以上。但2013年，这个速度放缓到2.2%。如此明显的反差，折射出医院在改革初期的摸索过程。诸城市卫生局医改办主任马术强认为，在改革进程中，县级医院的指令性动作比较好做，诸如控费、便民、惠民做得都挺好，“但改革需要各种配套政策，给卫生事业创造条件、多松绑。”探寻公益和市场的平衡点（记者手记）在医疗体制改革的大框架中，县级医院的角色举足轻重。改得好，造福一方百姓；改不好，求医问药还是难。应该说，医改确实让患者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成功的改革，应该是既惠及群众，又能释放出医疗卫生事业的活力。否则，医院自身不能发展壮大，最终损毁的是所有患者的利益。当前，无论是东部发达省份，还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参与试点的县级公立医院都遇到了些共性问题。全民医保释放出的巨大就医需求，尚未转化成医院生存和发展的肥沃土壤。像诸城市人民医院这样部分过去发展迅速、扩张较快的县级医院，在摸索中发展速度放缓。究其原因，还是政策缺乏差异化。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既要保证医院的公益性，又要发挥市场作用。这中间的平衡点很难寻找，需要在加大政府支持力度的基础上，多给医院松松绑，让公益的归公益，市场的归市场。（原标题：药品不加成到底成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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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瘦身”急，基层医疗“增肥”难

09:21

　　探因　　公立医院逐利轻公益　　据悉，这次是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近年来首次以“紧急通知”的文件形式严控公立医院扩张。其中明确：每千名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达到4张的地区，原则上不再扩大公立医院规模。这意味着公立医院不仅要控制总体规模，还要控制单体规模。　　近一二十年来，我国公立医院越建越大。据统计，全国单体医院规模超过4000张病床的超过10家。“美国的公立医院2200张病床已经算规模很大，全美也就三四家”，廖新波说。　　事实上，政府严令医院恶性扩建由来已久。自2004年起，卫生部及地方政府多次出台各种措施控制公立医院规模，禁止举债进行扩建。为何三令五申都制止不了扩张欲望？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认为这是因为公立医院一直走市场化道路所造成的：“过往一部分公立医院想发展，不少地方政府或不拨款或拨款远不够发展，即便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广东，政府对于公立医院的投入并不多。”忽略公益的公立医院市场化导致其走向逐利。对医院来说，有更多的病床、设备、医生就意味着更多的病人，而且一直以来以药养医没有改变，病人在某种程度上在维持医院的经营。　　恶果　　公立医院无序扩张有悖医改方向　　市民不禁要问，公立医院现有规模尚且看病难，瘦身后可能更好吗？　　事实上，公立大医院近年来一直扩张病床数和设备的情况下，医疗费用高、市民的看病轮候久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缓解。2005年至2012年，患者自付部分占医疗支出比例从50%降到30%，但2012年人均实际支出的医疗费用是2005年的1倍多。“目前大部分公立医院因为负债扩建，只好在病人身上开药、开检查单来增加收入，最终苦的还是病人，为了增加收入，直接导致过度医疗。所以现在卫生部再一次提出限制公立医院扩张，是有其历史原因。”廖新波说。　　其次，目前就广州来说，三甲医院日门诊量已达到五万多次，病人高度集中。国家卫计委统计显示，2012年全国公立医院有122.6万名医师，民营医院只有17.8万名；从医院等级看，1624家三级医院拥有约53万名医师，而6566家二级医院也只有61万多名医师。公立医院医生多、病人多，大小病通杀，公立医院越做越大，几乎把基层的医疗资源、病人资源都往上吸收，不但对基层医疗的发展十分不利，还严重阻碍了社会办医的进度。这显然与医改目标的“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是大相径庭的。　　对策　　资源流动夯实基层医疗队伍　　一直研究医改方案的朱幼棣认为，在目前医疗卫生服务改革进入到深水区的时候，公立医院再继续做大做强，对未来进一步的改革不是很有利。只有通过合理的资源流动，让社区医院这一类的基层医疗有人才、有设备，引导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强化县级公立医院建设，着重提升县医院医疗技术水平，才能让患者对基层医疗有信心。　　廖新波则认为，接近三十年的医改都没有把基层医疗基础夯实，证明政府仍然太依赖市场，政府需要对基层服务医疗做加法，就要出手做好规划。要改变病人往上游，削弱基层服务能力，医生缺乏积极性，社区医院越做越差的问题，就要从支付制度上对基层医疗做有效激励，用医保制度来进行系统的设计，对基层医疗的报销适当倾斜，才能改变患者明知大医院看病贵、人力成本高都依然坚持去大医院的现状。　　热点释疑　　1、焦点：限制了公立医院的规模，医疗资源就能有效流动吗？　　朱幼棣：控制医院规模是第一步，下一步要让医生流动起来。现在的公立医院通过自身的事业编制、职业晋升，把医生这个最活跃的资源跟医院捆绑起来，把医生限制在医院。限制了公益医院规模之后，除了住院医生以外，让门诊的医生可以解放出来，既可以自己开诊所，也可以在医院工作。　　廖新波：一直都没有时间表的医生多点执业要跟上，这也有助于控制过度医疗。让大医院的医生流动到基层医院，对于基层医院的服务能力也能提升，只有当基层医院有了人才，才能给患者信心。但后续需要制度配套，比如支付制度需要改革、独立第三方的检查机构要建立起来，让有权威、安全的检查机构为各种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检查服务，医生只需要根据检查单来做治疗，这种流动的治疗无论在大医院、社区医院、专科医院都能实现，才能有利于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2、焦点：限制公立医院规模能否腾出空间给民营医院？　　廖新波：目前看我国的公立医院，高楼大厦林立、设备先进，但是有多少人享受得到？这涉及到医疗的公平性问题。改革的目的是要把公立医院拉回原点—公益性。在国外，公立医院绝对不会有高干病房和VIP服务。如果控制了公立医院的规模，同时控制公立医院的VIP服务，VIP服务就可以让位给民营医院来做。　　朱幼棣：医疗改革有个过程。长期以来我们限制了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高端的医疗市场，给社会办医设置了很多的门槛，要报卫生厅备案、办医门槛高，复杂审批。目前我国的民营医院存在很多问题，不但社会资本没有完成原始积累，服务也不够好，好医生流动不到民营医院去。所以通过解放公立医院的医疗资源，有利于实现有效配置。　　3、焦点：限制公立医院扩张规模，可以实现吗？　　廖新波：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这个紧急通知恐怕很难有效果。因为地方政府跟中央想的可能很不一样，要把公立医院拉回公益的原点，就等于政府要对公立医院进行投入、拨款，通过政府养医生，买服务。但是几乎很少地方政府愿意多投入到医疗服务中。　　朱幼棣：医疗改革有个过程，先动了公立医院的奶酪总是好的。过去的北京协和医院也是家民营医院。　　4、焦点：公立医院“瘦身”，看病难、住院难如何解？　　朱幼棣：现在说住院难，其实并不是缺少床位，而是我国医院病床周转率太低。医院因为逐利总是想病床达到百分之百的饱和状态。而英国，由于住院的伙食费需要医院来承担，所以病人手术后会被转介到社区医院做康复治疗。我们也需要走这样的路。　　廖新波：在医保制度上，一些不合理的设置要改革。有些费用必须住院才能报销，这导致不但医生千方百计让病人做检查，病人自己也希望住院。一些本来在门诊可以解决的问题都要住院，浪费了医疗资源，违反了资源有效利用的原则。另外，政府要承担其监督责任，巡查医院乱做检查、乱开药、违规住院的情况，这样才有利于缓解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公私合营”能否成为第三条路？　　练洪洋　　观察眼　　限制公立医院规模，给民营医院让出空间，医改设计者愿望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大型公立医院经过几十年积累，集中了大量优质医疗资源，哪怕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这些“肥水”也不太可能流入民营医院的“田”里。尤其是高精尖的医疗人才，即使民营医院付得起工资，也还存在编制、晋升、职称、福利等问题，民营医院对他们吸引力不大。　　在控制公立医院规模与壮大民营医院的大背景下，是否还存在第三条路？我认为，医院“公私合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至少在过渡阶段是这样。通过混合所有制的形式，将公立医院的人才、设备、医疗技术与品牌与社会资本、民营体制对接，一方面对社会资本形成正面激励，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进入医疗服务市场，为公众提供多元化的医院服务，这也是医改一直倡导的。另一方面帮助公立医院华丽转身—将一些高端的VIP服务剥离出去，有助于公立医院向公益方向转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资源流动阻力。譬如最为关键的人才流动，如果到民营医院服务的公立医院医生，其关系、档案还在公立医院，还能享受体制的一些便利，就可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工作。　　医疗行业“公私合营”模式在国外也不少见，如英国于1992年提出的私人筹资模式（PFI）就是一个旨在鼓励公私合营合作的系统体系，旨在解决资金短缺和公共部门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效率低下问题，到目前该模式已广泛使用。国内也有先例，湖南湘雅医院就以托管或者股份制的形式建立医院，走公私合营、多元化办医的新路子。目前，该院已经托管了两家私立医院、一家公立医院。　　当然，医院“公私合营”还存在许多问题，管理体制、利益分配、市场风险，甚至还有政策边界等，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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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医院接手特需医疗深化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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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多家公立医院逐步剥离特需医疗服务，全部放到两大医学园区—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和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由社会资本兴办的医疗机构接盘。北京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透露，北京也决定削减公立医院特需服务，公立医院将更多致力于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同时改革公立医院补偿机制，让公立医院不依赖特需医疗服务，也能弥补基本医疗收入亏空。　　长期以来，我国医疗资源总量不足且分布不均，越是集中在大城市的重点公立医院，医疗资源越是紧张，面向普通患者的公益性医疗服务越是供不应求；越是这些重点公立医院，设立特需病房的资源条件就越充分，积极性也越高。其结果必然是，在这些原本应当成为公益性医疗服务主渠道的重点公立医院，特需病房占用的存量医疗资源越多，医院提供的公益性医疗服务就越少。即便特需病房由医院扩建、扩张而成，动用的是医院的增量医疗资源，它仍然是对公益性医疗资源的挤占，因为这些增量医疗资源，原本可以用于为更多患者提供公益性医疗服务，以更有效地缓解普通患者的“看病难”。　　举个简单的例子，某医院为一名特需病房患者提供特需服务所需的医疗资源，可以用于为5名普通患者提供公益性服务，医院选择了前者，势必就要怠慢甚至拒绝后者。即便医院从一名特需病房患者获取的收入，高于从5名普通患者收取的费用，严格说来也是得不偿失的。常见的情形是，这边厢普通病房人满为患，甚至连走廊过道也加设了临时病床，那边厢则是宾馆式的特需病房，非富即贵者优哉游哉，住院形同度假。显而易见，特需医疗服务与公立医院的性质是相冲突的，公立医院逐步削减、剥离特需医疗服务，是全面回归公益性医疗服务的必然选择，符合公立医院改革的目的和方向，这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当然，建立合理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需要一定时间，在取消药品加成导致收入减少、短期内财政投入难以充分到位的情况下，能带来可观收入的特需医疗似乎尤显“可贵”，要求公立医院一下子把特需医疗全部取消，又是不现实的。公立医院取消特需医疗服务，将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是一个公共财政对公立医院投入不断加大、民营医院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等到公立医院不再需要靠特需医疗创收，民营医院有能力全面接手特需医疗服务市场之时，特需医疗就可以从公立医院中彻底退出了。　　医疗资源优化配置不仅涉及医疗硬件设施、服务项目的重组，也必然涉及医疗人才的合理流动。特需医疗服务退出公立医院后，之前在公立医院中主要从事特需医疗服务的人员是否就要失业？当然不会。他们既可以多点执业形式在民营医院“兼职”特需医疗服务，也可完全退出公立医院，转而加入民营医院。随着民营医院特需医疗服务“蛋糕”越来越大，其对特需医疗服务人才的需求量和吸引力将越来越大，从公立医院转入民营医院的特需医疗服务人才可望越来越多。　　公立医院取消特需医疗服务，将是下一步深化医改的重要“推手”。不但推动医疗服务资源从公立医院向民营医院转移，也将助推医疗服务人才从公立医院向民营医院流动，形成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快民营医院发展、为社会提供多元完备医疗服务的共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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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医改媒体赞歌：回归公益应全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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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自从上周末，国家卫生计生委、财政部联合在三明召开城市公立医院改革会议以来，三明医改不仅被全国各地的医改学习者围观，更被中央部门和中央媒体大加赞赏。这还引发了坊间对三明医改作为模式在全国推广的揣测。金陵晚报首席评论员何刚认为，三明医改掐住了命脉直接减少药品倒手程序，给患者最真实的药价，不再将医生收入和药品挂钩，药价降低后，适当提高医疗服务价格，让医院回归了公益性。他认为，三明医改给我们带来希望，但如果不能获得更高层面的支持并在更大范围推广，那么老百姓再欢迎，也难保不会昙花一现。就在医改“试点”了5年百姓仍不满意之际，福建三明却让人眼前一亮。最近这个城市不仅被全国各地的医改学习者围观，更被中央部门和中央媒体大加赞赏。因为不是医改试点的三明，自己主动改革，仅用了2年时间，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实现患者、医院、财政的三赢。医改过程产生了许多名词，比如药品零差价、管好大处方、告别以药养医等等，虽然提神却不见效。药品零差价后药品反而变贵，医院药店不欢迎；乱开大处方难以遏制、以药养医依然严重，医疗改革步履维艰。医改内容繁多，牵涉面大，但老百姓衡量医疗改革成功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有没有享受到改革红利，看病是不是便宜了，服务是不是上去了，是不是方便了。三明医改之后，由过去的老百姓抱怨药价贵，变成了现在的药商抱怨药价便宜，这就是胜利。公立医院是公益单位，本就不该和药商联手从患者身上榨取不合理暴利。药品零差价并不能解决药价贵问题，三明掐住了命脉，直接减少药品倒手程序，给患者最真实的药价。不再将医生收入和药品挂钩，有效抑制乱开高价药的情况。药价降低后，适当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提高服务水平。当然，医疗回归公益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三明对医疗的财政投入一年增加127.7%。三明医改顺利破题说明，只要敢啃硬骨头，敢对自己动刀，2年足矣。如果遇难就停，怕碰自己利益，别说5年，10年也难见效。虽然三明的医改为中国医改提供了样本，但是正如国家卫计委和财政部所忧虑的，这种改革是单兵突进，是改革孤岛。因为改革触到药商利益，一些药商开始拒绝为三明供药，还有的通过各种关系给政府施压。三明医改给我们带来希望，但如果不能获得更高层面的支持并在更大范围推广，那么老百姓再欢迎，也难保不会昙花一现。（原标题：三明医改回归公益应全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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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点执业能否成为撬动医改难题的支点？

14:58

早在2009年，原卫生部就印发了《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并在广东省等部分地区先行试点。只要经过规范化培训的医师在当地注册之后就可以多点执业。但是这样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广东省内、全国的认同。5年来，多点执业开展得并不顺利。多点执业为何会遇到很多障碍？因为它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职业模式的转变，更是对整个医疗体制的一种撬动。医生多点执业阻力重重近期，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体改司司长梁万年表示，今年推出县级公立医院编制备案制度，“这是从身份管理逐渐走向岗位管理，定岗不定人，能进能出、能上能下。健全医疗卫生人员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渐让医务人员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让医生的自由流动有强大的保证。”在我国，要实现卫生部要求的从单位人到社会人这个过程，必然会遇到很多障碍。阻力来自法律法规、人事制度、医院文化、医疗安全、服务意识、病人流失、科研教学等方方面面。允许多点执业能否成为撬动医改难题的支点？多点执业也许是公立医院改革的支点，它可以撬动其他领域的改革。我们医改的最终走向是实现医生身份管理逐渐走向岗位管理，定岗不定人。医生的身份从单位人过渡到社会人，其中有一个想法就是把医生的身份从圈养到放养。医师多点执业一定是撬动人事制度改革的支点！这块玻璃门打破了，没有了事业编制的束缚，医生就不仅是医院的，也是社会的。这一点容易明确。医生是社会的，而不是国家的。如果是国家的，那么医生只能为公立医疗机构提供服务，用事业编制将医生们圈养起来就是一种方式（虽然这不是最差的方式，这么多年的实践已经显现出诸多弊端），一定程度上让医生们“安心”为公立医疗机构服务。如果医生是社会的，那么医生才是真正的自由人，既可以选择为公立医院机构服务，也可选择为民营医疗机构服务。此外，多点执业地点可以全是公立医疗机构，也可以全是民营医疗机构，还可以是二者兼而有之。医院设立全职和兼职岗位是实现医生多点执业的最好的契约方式。在允许医师多点执业下，医生对某一家医院是选择全职还是兼职，由医生自己决定。为了确保医疗安全、医疗质量和医疗任务，医院一定是合同予以明确，接受法律的保护与约束。医生多点执业确实将带来体制革命性转变，不仅包括人事制度的改革，还会撬动支付制度的改革。医师多点执业将是逐步解放医生，让医生的尊严和劳动价值逐步实现的过程；是方便群众就医，逐步减轻群众就医经济负担的节奏；也是鼓励社会办医，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举措。这是利国利民的，势在必行！如果不谈人事制度改革，本身就是僵化的观念去指挥活跃而有生命力的改革，最终只有“死路”一条。目前我们所希望的是，只要有医师资格，无需登记就可执业，医生可以跟公立医院签订契约合同，也可以自己开办医院。通过市场推动，引导医疗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使大多数医师希望的个人价值得到实现，医师潜力、影响力得以发挥，患者在家门口也能得到很好的服务。(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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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医联体实现区域全覆盖后，将建专科医联体

14:31

　　6月11日上午，据朝阳区卫生局透露，朝阳区南部医联体正式挂牌成立。该医联体以清华大学附属北京市垂杨柳医院为核心，共包含13家医疗机构，将惠及王四营、垡头、双井等朝阳区南部地区100多万居民。至此，朝阳区中部、东部、北部、南部4个片区医联体已全部建成，实现了区域医联体的“全覆盖”。　　重点提升社区医疗能力　　朝阳区南部医联体以垂杨柳医院为核心，成员单位包括双桥医院1所二级医院以及王四营、垡头、劲松、南磨房、小红门、豆各庄、双井、黑庄户、管庄第二、常营和三间房11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南部医联体成立后，拟将近期工作重点放在规范并进一步提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业务能力上。”朝阳区卫生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后续还将委派责任主任到各社区，强化专科对口扶持、优化绿色通道、开展远程会诊，通过一系列业务指导，最终提高社区机构自身的业务能力和竞争力。”　　朝阳建成4个片区医联体　　南部医联体成立后，朝阳区中部、东部、北部、南部4个片区医联体全部建成，实现了区域全覆盖。　　朝阳区卫生局相关负责人称：“区域医联体全覆盖后，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大医院专科医疗将实现串联，三甲医院的医疗技术将辐射到区县基层医疗机构，让居民在区域就医也能享受到大医院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从而引导患者有序就医，分层次就医，建立合理的就医格局和秩序。”　　朝阳区四大医联体的发展侧重点各不相同。最先成立的以朝阳医院为核心的中部医联体特点是先行先试，并探索建立重点专科对口扶持、绿色通道、远程会诊、业务指导、责任主任等七项工作机制。　　以中日友好医院为核心的东部医联体则突出以中医、老年病、康复双向转诊为特色，以远程会诊为切入点，建立双向转诊技术支撑。以安贞医院为核心的北部医联体则是以心血管疾病治疗为特色，并探索区域内国际化医疗合作，及社会资本办医参与医联体的运作模式。　　将探索建立专科医联体　　朝阳区还将进一步探索建立儿科、肿瘤、中医等专科医联体。目前，以首都儿科研究所为牵头单位的朝阳区儿童医联体已于5月份成立，将实现多个三甲医院与儿研所的平级转诊，即三甲医院接收到的儿科重症或疑难杂症患者，可通过绿色通道转诊到儿研所来获得更好的治疗。　　此外，还将提高高碑店、十八里店等一批社区医院基层儿科医疗水平和病症识别能力，逐步实现社区医院和儿研所的双向转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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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历修改责任难定，呼吁第三方监管机构介入

14:06

　　“如果知道老伴会像现在这样，当初说什么我们都不会选择来北京看病。”　　当记者见到方颖时，这位72岁的老人看起来异常疲惫，她有些哽咽地告诉记者，两年来她不断在老家河北省秦皇岛市和北京之间往返，为的是给自己74岁的老伴李大林讨个说法，“老伴现在起身吃饭都要靠人照顾，已经成了生活不能自理的‘病秧子’”。　　事情要从2011年的一次手术说起。2011年2月9日，李大林因胸闷等症状到北京一家以治疗心脏疾病闻名的三甲医院就诊，后于2月14日在该医院做了心脏不停跳冠状动脉搭桥术，然而在手术后被送进重症监护室观察期间，老人肺部遭到了细菌感染同时出现褥疮，导致老人的身体每况愈下。　　在方颖向记者提供的患者住院病案的首页中，记者看到，在出院诊断一栏中医院明确标明了李大林被诊断患有褥疮和“医院感染肺部感染”的字样，而对于这份病历方颖提出了质疑。　　据方颖透露，李大林在重症监护室期间，家属曾听大夫说过病人肺部遭到了超级细菌鲍曼不动杆菌的感染，然而在家属拿到的病历中却并未提到上述病菌感染字样。　　此外，方颖向记者强调，在病历中还发现一些前后矛盾的地方，她以病历收费明细清单中的人血白蛋白为例，“这上面标明我们住院的106天中共用了39支，而我反复梳理病历后发现检查和药物使用中的人血白蛋白只有34支”。　　针对此事，记者于6月16日联系了涉事北京三甲医院，院方工作人员表示这起医疗纠纷双方会继续处理解决。　　尽管这起医患纠纷还尚无定论，但从中不难看出医患纠纷中患者对医院病历的“不信任”。　　对此，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卫生法专家卓小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医疗纠纷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病历就是其中一项，“有时是由于患者在医疗专业知识方面的欠缺导致对病历的‘误读’，但实际中也存在不少医院违规操作，修改病历的事情，因此应加强对医院的监管”。　　接受记者采访的其他专家也表示，在呼吁患者理性对待医疗事件的同时，也应进一步加大对医院的监管，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从总体来讲还应彻底改变当前公立医院行政化、以药养医等“病态”医疗体制，从根源上进行解决。　　“病历”成医患纠纷焦点　　“2013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的门诊量为73亿人次，医疗纠纷7万件左右。”这是2014年3月6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列出的一组数据；中国医院协会发布的一组数据也显示，自2002年9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以来，中国医疗纠纷发生率高达22.9%。　　“医疗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行为，因此发生纠纷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卓小勤表示，医患纠纷成因比较复杂，有时是因患者对治疗效果不满或花费较高时对医院和医生产生质疑或不满所致；也有的确实是因医院自身责任而导致病患受到损失。　　在接触过大量医疗纠纷事件后卓小勤发现，“病历”是其中一个重要焦点，“在实际医疗纠纷中一些医院在病历上‘做文章’，这主要体现在医院篡改、删减病历上”。　　“山西汾阳医院修改患者病历高达183处”；“吉林通化13岁少女死在医院病历被修改19处”……近年来，医院修改病人病历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　　卓小勤向记者解释称，法律并没有禁止病历的修改，上级医生有修改下级医生病历的权力，但对于医院因发生纠纷等原因，后期恶意篡改已完成病历，则是法律明令禁止的。　　为什么还有医院铤而走险去违规修改病历？　　在卓小勤看来，这是因为病历是患者在医院治疗过程中的真实记录，在很多医患纠纷中是举证关键，“尤其与医院方面责任的轻重大小直接挂钩”。　　主观病历改一两个字，结果天壤之别　　北京一家公立医院的医生杜明(化名)向记者坦言，虽然法律禁止医院篡改病历，但实际中病历由医院“自管”的现状确实给篡改病历提供了可能。　　据杜明介绍，医院“有机会”篡改的病历多为住院病历，一方面住院治疗时间长，其间易出差错，同时根据法律规定，门(急)诊病历一般由患者自行保管，住院病历则由医院进行保管。　　杜明进一步解释称，病历分为主观病历和客观病历，主观病历是包含医生治疗中主观思维、会诊记录、病人病程等在内的详细过程记录，客观病历则包括病人化验单、病理报告等检测单据，“依照规定患者家属有权向医院申请复制客观病历，主观病历由医院保管，只有在发生纠纷调解、鉴定或诉讼等情况时医院才交与相应机构”。　　杜明表示，实践中化验数据等比较难被修改，主观病历中对病人状态、治疗过程等内容的描述，有时改一两个字，结果就有天壤之别。　　记者从北京多家医院了解到，目前医院均设有专门的病案管理部门，并有专人对病历进行管理。杜明也表示，各大医院对病历都有自身监管，医生一旦上交病历其实很难有机会再去修改。　　他举例称，从2010年开始全国陆续试行电子病历，现在已经覆盖了我国大多数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像我们医院医生在制作电子病历后都要通过电子签名的方式予以确认，并上传医院系统统一管理，提交后我们无法再登录进行修改”。　　不过，杜明也直言，这一管理依然存在“漏洞”，“医院的电子病历系统都是自己建立、管理和维护的，如果有管理人员内部操作或院方高层‘授意’依然能够修改，这也正是很多患者担心的”。　　针对患者对“医院自管”病历的担忧，卓小勤建议可由中立第三方对病历进行监管，譬如由卫生主管部门建立全国电子病历系统，对各医院电子病历进行统一管理维护，“在诊疗完成后各医院要将病历及时上传备案，日后如因纠纷需要，病历当事人可直接到第三方机构提取”。　　对于纸质病历，卓小勤认为今后医院应逐步对患者完全公开，主客观病历患者均有自主申请要或不要的权利，“公开病历是让患者参与到治疗管理过程中，是极有力的监督，避免医院对病历暗箱操作的可能，提高了病历的权威性和可靠性”。　　“老子管儿子”监管自然不到位　　其实病历只是在医院监管问题中的一方面，卓小勤认为，在社会呼吁患者应理性对待医疗事件的同时，相关部门也应进一步加大对医院医疗行为等方面的监管以减少医疗纠纷发生。　　“现在对医院的监管做得不够，加强医院监管刻不容缓。”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所谓监管不够并非没有法律和监管部门来管理医院，而是“管办不分”的现状造成的监管不力。　　担任北京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咨询专家的顾昕解释称，现在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公立医院，医院的医疗活动和医疗纠纷等主要是由各地卫生行政部门管理，但实际中公立医院与卫生行政部门在体制、人事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造成的最大问题就是“管办不分”，即公立医院的主办者和监管者不分，“‘老子管儿子’监管自然不到位”。　　卓小勤对此表示认同，他指出一家市级公立医院的院长可能过段时间就会调任至卫生局任领导，相关卫生部门在监管时自然会“投鼠忌器”。　　他曾经接触过两起案例，北京一家民营医院医生因超范围行医被民众举报，最终被卫生部门认定非法行医，医生被吊销行医资格，医院受到处罚；但北京一家公立中医院因中医推拿大夫给患者做股骨头换置术被举报后，最终却被认定不属于超范围行医，免于处罚。　　“相同的事却有不同的监管力度，对于医院和患者的医疗纠纷处理更难保证完全的中立性。”卓小勤直言，这既是对违规医院的纵容，也是对患者的不负责任。　　其实对于医疗纠纷处理，各地一直在呼吁由中立第三方机构来进行调解处理，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已经成立了这样的中立调解机构。　　北京市崇文区幸福大街路西的一座3层灰色小楼，就是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医调委”)的所在地。　　医调委常务副主任刘方向记者介绍，北京医调委成立于2011年5月30日，是调解医疗纠纷的群众性自治组织，由北京市财政局拨款支持，接受北京市司法局的工作指导，医调委服务免费，现已覆盖了本市各医疗机构约6000余家，成立3年来共受理案件5497件，调解成功率82.46%。　　“医疗纠纷调解是高技术、高复杂性的工作。”刘方介绍，医调委现有的57名调解员和12名评估成员中包括副高以上职称的医师、法官、律师等，同时，为求公正，医调委把调解和评估分开，调解员将相关材料收集齐后转交给评估组，评估组成员不接触医患双方，仅从病历等材料分析相关责任。　　“对患者死亡、重残、赔偿两万元以上的纠纷我们每周召开一次合议会，邀请三甲医院一线医师、司法鉴定专家等共同审核医疗过错并形成最终调解建议。”刘方强调，专家选择会避开涉事医院，目前专家库已拥有1497人。　　在实际调查中，医调委经常会发现医院在医疗过程中存在的诸如病房消毒、术后检查等问题，但刘方坦言由于没有法定监管职能，医调委只能据此向医院出具反馈书，标明问题以期引起院方重视。　　要从根源上彻底改变“以药养医”　　“作为医疗调解机构也可从侧面发挥对医院的监督作用。”刘方表示，国外第三方医疗调解机构大多直接和医师资格审核等单位挂钩，在医疗纠纷处理中发现医院医生的违规问题将直接上报，由相关部门对责任人进行处罚，“下一步我们也准备和卫生行政部门加强衔接合作，加大对医师、医院的监督。”　　是否应给予医疗调解机构法定监管权？或成立专门的第三方监管机构？　　顾昕认为两者均难实行，“如果赋予调解机构监管权，在处理医患纠纷中考虑到与医院的责任关系将难以保证完全中立；我国医务资源掌握在卫生行政部门，单独成立监管机构在政策和执行上也存在困难”。　　顾昕强调，对医院的监管还应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但一个大前提是必须加快公立医院去行政化的步伐，实行“管办分开”，彻底打破公立医院所处的行政等级体制，赋予其真正独立的法人地位，对人员雇用、服务提供、资产购置等方面实现独立，相关卫生部门能切实有效实施监管。　　“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已是医改中的老生常谈，但来自于医院和相关部门的阻力不断，各方理应提高意识，共同建立良好有序的医疗环境。”顾欣表示。　　卓小勤对此表示认同。此外，他强调降低医患纠纷不仅要加强对医院的监督，更要从根源上彻底改变当前中国存在的“以药养医”等病态医疗体制，同时逐步放开医疗市场，改变公立医院主导现状，通过竞争促进医院提供优质医疗服务，“这需要民众、医院、政府部门多方达成共识，形成合力”。　　（原标题：病历被改责任难定专家建议建立第三方监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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