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园地-医政法规

　　东莞40家公立医院全部购买医疗责任险，相关的利益方医生和市民对此什么态度？近日，南都民调数据实验室向119名医生发放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超九成医生都在期待医院购买医责险。不过，他们比较担心，保费太高，医院投保意愿会不大。相比于医生，市民对于医责险，呈现出了较大反差。南都民调数据实验室联合大粤网对市民进行了民意调查，348名受访者中，仅三成多市民期待医责险，而且，分别有七成市民担心，医院高额投保后，医疗费用会上涨。还有市民担心医生责任意识会减弱。　　担心责任意识减弱？　　医院称保险赔了也会追责　　“你希望医疗机构购买医责险吗？”参与本报民意调查的医生中，有91.6%充满期待，意愿强烈。有56.3%的医生认为，医责险能够减轻医生的执业压力和风险。而且，就参加医责险对医院的积极影响，认为“保障医患双方的权益，缓解医患矛盾”的医生最多，占了6 5 .5 5 %，其次，有64.71%的医生认为，医责险可分散医院经济赔偿风险。　　相比于医生，市民对于医责险的担忧则更多。受访者中，仅有37.79%的市民明确表示希望医院购买医责险，54.36%的市民表示无所谓。对于医责险是否能够减少医疗纠纷和缓解医患矛盾，有72.89%的受访者认为不可以。　　究其原因，不少市民认为，医院购买医责险后，赔偿有保障，医生的责任意识无法充分被调动，反而减弱。这样的担忧占比高达74.85%。　　多家公立医院的负责人表示，尽管保险赔付了，医院还是会对医生追责，这涉及到医院的质量管理。厚街医院副院长廖伟强举例，医院会对责任医生扣罚奖金，院内通报批评，而且评优也会受影响，所以，医生执业同样会存在约束和监管。此外，他也认为，作为一名医生，他们都不会希望自己出现过错，这毕竟关乎到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　　担心医疗费用上涨？　　医院称保费占比很小　　此外，面对高额的保费，市民也开始盘算起来。有88 .89%的受访市民担心，保费纳入医院经营成本，医疗费用会因此上涨。　　7月1日正式实施的《东莞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就明确提到，医疗机构不得因参加医疗责任保险而提高现有收费标准或者变相增加患方的负担。对此，多家公立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不会。“公立医院医疗价格都是国家定价，首先收费不会改变。”东莞市人民医院医务科有关负责人还分析，虽然保费不低，但是，这也通常只占医院业务收入很小一部分，影响并不大，“而且，如果每年投保的费用和保险赔偿的费用趋于平衡，算起来，根本不会增加医院的经营成本。”对于医疗费用的担心，市卫计局有关负责人也表示，会从大处方、大检查等方面加大检查。　　（原标题：购买医责险 9成医生期待 过半市民无所谓）

自1998年中国启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来，大方向一直非常明确，即由行政化向市场化方向变革，这顺应了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趋势，并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方向高度一致。与其他社会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样，十多年的医改历程中，有令人称道亦有遭人非议之处，其改革政策至今仍在不断的调整中，不应盲目或仓促地得出定论，断言改革已经成功还是失败。从政府到民间具有高度共识的一点是，中国医改最成功之处在于，在短短数年中建立了覆盖13亿人、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为核心的全民医疗保障体制。对于八亿农民而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显著提高了其医疗保障水平，减轻了城乡就医的不平等；对于城镇职工而言，社会医保取代了过去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将就医选择权交还给了个人，极大地扩展了个人就医的自主选择度，驱使医疗机构及其医生积极提高医务水平和服务质量，这顺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也是利国利民的改革成果。不过，如此巨大的成就并未让全社会满意，即便政府每年都在大幅提高对医保基金的财政补贴，社会对医改成效的怀疑始终不绝于耳。对患者来说，支付能力的确提高了，却找不到更多更好的医生提供更优质便捷的服务，看病难问题并未得到缓解，看病贵问题有所缓解但也进展有限。对医生来说，工作负荷越来越大，而公立医疗机构的人事薪酬制度却依然僵化，延续了公立主导体制下论资排辈的大锅饭制度，整个医疗行业远没有建立起符合自身特征的“优胜劣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人事薪酬制度，医务人员无法获得体现自身人力资本价值和工作绩效的阳光化收入，暗箱操作的红包回扣泛滥，医患冲突愈演愈烈。上述冲突和矛盾，究其根源，在于供方和需方的改革未能同步。在需方已经基本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整个医疗服务供方却依然僵化在公立主导下的行政化等级体制。目前，90%的医疗服务市场仍然由公立医疗机构垄断，而公立医疗机构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管办不分的行政化机构，远没有成为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拥有用人自主权和分配自主权的市场化服务主体；80%的医生依然是拥有事业编制身份的“国家干部”，而非符合医疗行业职业特征的自由执业者。同时，患者事实上也未能获得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内在要求的自主选择权。简言之，需方体制已经基本走向市场化，而供方体制未能走向市场化，是迄今为止的医改成效大打折扣的根本原因。供需错配供方未能市场化一个最为显著的标志，即是分级诊疗制度迟迟无法形成。相较于其他国家门诊服务普遍由私营诊所提供、医院仅提供住院服务的服务体系，中国至今大部分门诊服务仍由医院完成，城市地区尤其如此。这既大大延长了患者排队就医的时间，导致看病难，也显著提高了患者的医疗费用，导致看病贵。在此前的改革中，决策者付出极大的努力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包括通过大大提高基层诊疗的医保补偿比例，以期引导患者选择社区就诊；通过强制基层首诊制度以期逼迫患者首诊选择社区；更包括通过“定岗、定编、定工资标准”甚至由财政全额包养、对基层医疗机构实施“收支两条线”管理等做法以期提高社区医疗服务供给能力。但一个始终无法逾越的鸿沟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以自身支付能力为最强有力支撑、高度关注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患者始终只会选择自己信任的优秀医生就医，而僵化如故的医疗机构行政等级制使得优秀医生进入社区、扎根社区没有可能。在这一现实下，患者怎么可能首诊在社区？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目前近八成的医生还是隶属于政府办医疗机构的“国有职工”，受到国有事业单位身份的束缚，不能享有自由执业的权利。医生独立开设社区诊所，仍然受到区域卫生规划、卫生行政部门准入管制的层层制约，他们甚至无法在不同体制的医疗机构间流动。而废除国有事业编制制度、放开医生自由执业，新一轮医改进行五年至今，都还没有作为明确的改革方向见诸文件，即便是作为过渡性举措的医生多点执业，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突破。行政等级分明的公立主导体制，必然决定了绝大多数优秀医生选择留在公立三甲医院，非公立医院以及私营诊所的发展困难重重。公立社区医疗机构在过去五年得到了大量的财政投入，硬件设施水平大幅度提升，但“收支两条线”、定岗定编定工资标准等公立主导体制下所必然的管理方式，使得计划体制在社区医疗机构死灰复燃。整个医疗行业尤其是承担守门人职能的社区医疗机构，反而与“优胜劣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市场化人事薪酬制度渐行渐远。社区机构提供普通医疗服务的能力和积极性大大弱化的同时，也越来越失去患者的信任，进而使得首诊在社区、小病在社区的分级诊疗制度的建立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数据清楚地说明了这一趋势：2012年，北京市和上海市的社区门诊机构完成的诊疗量仅占全市总量的20%左右，扣除其中的公卫门诊、单纯的卖药门诊和转诊门诊，实际完成的诊疗比重更低，而二三级医院完成的诊疗量则超过60%，其中三级医院超过40%，一些本应在社区完成的慢性病管理都进入了三级医院的服务范围。另外，还滋生了社区医疗机构借助建立健康档案等公卫工作，上报虚假门诊服务量等不良现象。这是典型的计划之手造成的资源错配。不废除医生的国有事业编制身份，不放开医生自由执业，优秀医生下沉到社区永远是一句空话，分级诊疗体制永远无从建立，看病难困境永远无从缓解。理解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上述供需双方改革的不匹配，下述论断尽管失之简单但的确更易于理解：凡是有助于政府甩包袱、减轻政府责任和负担，或者增加政府权力的改革，都很容易推进，需方改革既是如此。凡是需要削减政府权力，削减政府部门既得利益，或者增加政府责任的改革，总是步履维艰，供方改革严重滞后既源于此。概言之，所谓市场体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既是将政府权力限制在有限范围内、让个人和社会的自由选择权起决定性作用；所谓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核心就是缩减政府权力，明晰并强化政府责任，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毋庸置疑，医改的大方向即是如此。观察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门诊服务多由市场化的私营医疗机构提供，如英国，90%的门急诊由独立执业的私立全科医师诊所承担，其中仅有10%进行转诊。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这个比重也均超过80%。行政应让位于市场而公立医院自身的改革，同样没有走向市场化，没有取消公立主导，没有取消行政等级制，没有取消国有事业编制体制，公立医院依然是行政化附庸。于外部，医生难以流动、市场准入受到行政不当管制，使得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步履维艰，无法形成以非公立医疗机构为主体、竞争充分的医疗服务供给格局，也就无法对公立医疗机构形成改革的倒逼压力；于内部，坚持传统事业单位体制的公立医院，实质是官办医院加国有医生的行政化体制，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为人民服务”体制。它们既没有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也没有公开透明的外部监管，“全民所有”的公立医院，普通民众无从有效参与治理，也无从平等享受其服务。凡此种种，凭借行政化的公立医院，想要提供优质、价廉、便捷、有“公益性”的医疗服务，最终却是目标与结果的背离。这甚至让改革显得有些分裂。一方面，国家逐年加大财政投入，希望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另一方面，独自膨胀的公立医院又使得看病更难、看病更贵。规模越来越大的三级医院，利用行政垄断地位，以及国有事业编制制度对医生的束缚和垄断，凭借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和全民医保带来的医疗需求增加，开始大规模的扩张，形成了愈演愈烈、后果越来越严重的虹吸效应：凭借迄今未改的行政等级制，三甲医院垄断了越来越多的优质医疗资源，使得本可在基层社区就诊的患者，被越来越多地虹吸到三甲医院；由于在迄今未改的行政等级制下，在三甲医院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多的提升机会，本应在社区提供全科服务的优秀医生，以及本该在二级医院提供常见病住院服务和康复治疗的医生，被越来越多地虹吸到三级医院；本应用于看小病、防大病、慢病管理的医保资金，越来越多地被虹吸到三甲医院。目前，三甲医院日益呈现出上下通吃的格局，其膨胀的速度越快，导致国家的医疗费用上涨得越快、医保资金越不敷使用。三甲医院的这种大规模扩张，除了进一步加剧“看病难、看病贵”之外，除了使得分级诊疗体制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之外，也使得“健康中国”目标渐行渐远。值得注意的是，靠行政手段遏制三甲医院扩张趋势，最多是扬汤止沸。釜底抽薪的做法是开闸泄洪，即放开医生自由执业，引导优秀医生分流到社区，分流到民营医疗机构，利用社区医疗机构和民营医疗机构的竞争和分流能力，形成充分竞争、分级诊疗的医疗服务供给格局。同样是改革，为何在需方和供方各自的改革中，决策者显现出截然不同的思路，个中原因值得深思，而不应该简单归之于“市场派”和“政府派”之间的拉扯。社会医疗保险体制的建立，缘起于同时代大步推进的国有企业改革，既顺应当时社会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也是政府在财政不堪重负下“甩包袱”的选择。新农合和城居保的建立，以及随后逐年加大的财政补贴，与这个时期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幅提高相关，也与政府改善民生、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相关。而医疗服务供给体系改革之难，除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不愿放权之外，也与根深蒂固的对市场和非公立医疗机构深深的不信任感有关。一个健康、开放、良性运转的医疗服务市场，对其外部的监督监管体制、对行业组织的发展水平、对政府部门简政放权、甚至对独立于行政部门运行的司法体系，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满足这些外部条件，事实上对整体的社会管理体制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很高的改革要求，使得决策者顾虑重重。说到底，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方面，邓小平同志“思想再开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教诲依然是今天改革的关键指导原则。值得借鉴的台湾经验在现实中，一些专家尤其国际专家由于不了解中国国情，不谙中外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根本差异，认为中国应在现有大量公立医疗机构的基础上，走向英国的国民医疗体制。这种政策建议忽略了极为重要的一点：中国的政府管理体制和英国存在根本差异。目前，中国还处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探索之中。建立法治国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古今中外最核心的经验是让市场而非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尽可能不让政府介入微观事务包括医疗服务提供。而英国，早已是一个法治国家，其公立医院拥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了“公有、公治、公享”。中国还在法治化进程中，其公立医院还完全是行政机构的附庸，绝非英国式的公立医院。况且，英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也一直对医疗卫生体制进行引入竞争的改革，包括起初以建立和完善内部市场制为主的第一阶段改革，至进入21世纪后集中于扩大患者自由选择权、给予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国家医疗服务）医院更多自主经营权、促进民营医院发展的第二阶段改革，英国学者将其归纳为“竞争和患者自主选择驱动的内部市场化”，即英国医疗体制亦非行政主导体制。医疗体制不可能独立于大的社会经济体制之外，只能与之适应。在既有的、可借鉴的改革经验中，比英国更为适合的一个模板是台湾地区，其改革经历与我们极为相似。上世纪50年代，台湾只有公务员医保，台湾公立医院病床占全社会总病床数的比率高达九成。此后数十年间，台湾医保覆盖面逐渐扩大，1980年其公立医院病床占比已降至46%。1995年，台湾正式建立全民健保制度，到2010年，公立医院病床占比进一步下降到34%，而医院数量比重则降至16%。2010年时，台湾公立医院健保申报金额的市场占有率仅有31%，而民营医院则高达69%。通过发展社会保险来替代兴办公立医院，使台湾医疗体制逐渐从此前的“政府兴办医疗机构直接提供服务”模式，转向了“政府筹资补需方，民营机构提供医疗服务”的模式。在该模式下，台湾的医疗服务质量、宏微观医疗绩效以及患者满意度，均居世界前列，同时也显著减轻了政府负担。作为一个人均收入超过两万美元的发达地区，台湾全社会的医疗总费用占GDP比重只有6.7%，明显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而其中财政投入占比只有24.7%，远低于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这些公立医院比重较高的国家，而其国民满意度达到全世界第二。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台湾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不是基于其决策者对何种改革思路的选择，而是顺应了其大的社会经济体制变革的方向。行文至此，今时今日改革的泥沼之处已经显而易见。仅仅靠学者建言、媒体发声、患者抗议，都难以推动改革大刀阔斧地前进。好在改革终将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无论是市场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对医改形成的带动作用，还是不断释放的医疗需求对供方形成的倒逼压力，都能让我们对改革依然充满期待。改革的目的在于调整现有的利益格局，形成更趋完善的社会结构。官员、学者、医院管理层、医生乃至患者，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绝不仅仅是医疗卫生体制自身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通常也不能仅仅依靠医改，每一个身在其中者都应该深刻反思，也许这才是改革背后更大的意义所在。任何仓促定论、拒绝深究的态度，对历史，对社会，对艰难推进的改革，对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不负责任的。

很多人都羡慕《杜拉拉升职记里》杜拉拉的升职之路，通过自己的努力，很快从职场菜鸟脱胎换骨成为真正的“白骨精”。 虽然杜拉拉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但现实版的“杜拉拉”也比比皆是。然而，一旦你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即使你有孙悟空的十八般武艺，也会因为年限不够， 被压制得服服帖帖，跳不出既有的“编制身份”这个如来佛对你条条框框的束缚。7月1日，国务院《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下称“条例”）施行，虽然《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并未明确提及“编制”的概念，但医生们普遍反映，若按条例完全执行合同制和参保，“编制”已经基本丧失意义。他们中的许多人更是希望，这次的人事制度改革可以具备更彻底的“脱编”意味。医务人员翘首企盼的“脱编”或许在可预见的将来就可实现。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未来一旦传统身份松绑，在摆脱条条框框的束缚的同时，也会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事业编制瓦解，医生在职业发展、收入、福利、生存压力会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受？“脱编”后是否会真的出现医疗版“杜拉拉”？事业单位编制意味着什么？中国，公立医院医生都拥有一个耀眼的光环——事业单位编制，而编制意味着一系列福利待遇。尽管很多人抱怨公立医院体制僵化，但谁也不愿轻易离开，因为他们害怕成为无依无靠的“社会人”，失去职位、职称、科研等机会。即便政府允许多点执业，公立医院医生依然无法挣脱“绳索”。但是，这一系列福利待遇也更像一条条“隐形的绳索”，将医生紧紧地捆绑在公立医院。医生作为一种专业性门槛高、投入周期很长、不容易商品化的职业，与公立医院这样的堡垒结合，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生态结构。可以做一个类比，同样是技术精英，读医科的和读计算机的高材生会有截然不同的命运。计算机毕业生可以跑到IT企业去任职，而最成功IT企业全部是民企;于是他们在整个人生和职业长河中不断的向上游走，乃至拥有股份，做到老总。相比之下，医生一旦进入公立医院，几乎就是在一个医院呆到老，和他的岗位、职位、编制、福利牢牢锁定，且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没有“解套”的可能。事业编制瓦解会如何影响医生？毋庸置疑，这个“条例”将直接影响到事业编群体中庞大的医务人员的切身利益。一夜之间，不仅是工资待遇，不仅是养老福利的剥离，更重要的还有身份的变化。改革涉及调整的利益如此之大，但很多医生面对即将到来的身份变化和利益调整非常淡定，甚至根本没有利益的触动感，平静地接受了今后将与企业人员一样交社保，一样面对聘任和绩效考核压力，一样能进能出。事业编制瓦解到底会如何影响医生的利益？1、 对收入的影响近日某医学网站做了一项“事业单位改革会如何影响你的待遇”的调查，在投票的约2000人次中，认为薪酬待遇会提高和不会变化太大的合计46%，认为会降低的占20%。这意味着大部分医生实际上是对自己的医术有很大信心的。只是当前公立医院的制度之下，让许多人不能冒尖，不敢冒尖，只能循规蹈矩。一位公立医院医生解释说，“因为医院能创收，薪酬大部分来自经营性收入。医院规模越大，级别越高，收入可能更多。‘塔尖’的医生年收入几十万元至过百万元也可能，劳动强度当然与医院规模成正比。”一位公立医院医生解释，收入构成中基本工资只占较小部分，1000-4000元不等，大头是奖金，以主治医生为例，市三甲医院平均的奖金可达6000-10000元。当然，在编人员会有较多的政策性补贴，比如住房补贴，差别可能就一两千元而已。　南方医院杨医生也证实，一线医生基本工资都不高，二三千元，奖金占大头，6000-8000元间，再加上补贴和年终奖。而奖金多少，主要看所在科室的创收能力。因此，有编、无编反倒不重要，若合同工所在科室效益好，收入可能还会高出冷门科室的在编医生一截。医生们的底气来自这一职业本身的较强技术要求。从医30多年的彭飞教授就表示：“医务人员的特殊性在于，他们有自己的技术，相比编制，技术才是‘铁饭碗’。”但他同时指，放开编制捆绑，政府也应该允许医生多点执业，可以自己开诊所，按医疗技术水平收费，对有能力的医生来说是更大的福利。2、 对养老金的影响与企业职工相比，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金待遇优势大，是一直受到社会诟病的问题。这次《条例》明确提出“事业单位及工作人员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工作人员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部分中老年在编医生因担忧退休后的医疗和养老问题心存顾虑，强调国家应做好衔接工作。但年轻医生，以及年资高但能力强者，对编制所附着的一系列“特权”可谓平淡许多。　　进了事业单位却无编制，意味着不能享受体制内的一些福利为何愿意留下来？已经试点“合同制”多年的广州某大医院医生刘淑面对记者的提问表示，曾经也有老家医院要人，有编制的，“但广州大医院的平台与小县城肯定不一样，所以即使没编制也想去。” 单位会帮交五险一金，每月个人扣缴社保400元左右，公积金医院与个人交费总额是720元。 “有保障，大医院职业前景也不错，见得多，学得多。”刘淑认为，有无编制对她影响不大。“取消编制，我是120%赞成。”说起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在广州某公立医院担任血液科室主任的童兵有许多话说。自称“爱折腾”的他，曾被编制牵绊，深深体会过那种想走走不了的情境。“除非你一辈子呆在原单位，不然每走一次，都要脱层皮。”　“如果全国统一聘任制，大家均购买社保，像我这样的人员流动就更无障碍了。不用担心离开原单位，以后养老和退休会受影响。”童兵非常支持改革，并希望取消编制、购买社保等措施进一步落实到位。3、 对职业发展的影响技术一流的医生，向来希望能实行多点执业、自己开诊所。但在现有的制度下，医生一旦脱离公立医院，就可能丧失被认知和信任的价值，甚至沦为被行内歧视的对象。同时，公立医院医生又很难培养自己的忠实客户群，也不能自我宣扬，自我规划，一旦扔到市场中也可能被湮没，这也客观上阻吓了医生的自我革新。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巡视员廖新波认为，公立医院目前僵化的人事和薪酬制度，既是医生多点执业的“绊脚石”，也是医院管办分开的“拦路虎”，改革必然利大于弊。给医生身份“松绑”，有望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的自由流动，也将倒逼医院设计善待医生的管理制度。广州某三甲医院副院长表示，　医务人员编制“松绑”之后，还要做好两个最根本的配套改革，一是要给医生执业的自由：二是要提升医务人员劳动技术的价值，实施诊疗服务市场定价。不然，还不能算真正有“自由”。　某省属三甲医院院长表示，打破终身制有很多的优点，可以让大家有紧迫感、危机感，工作态度会认真等等。从管理者的角度看是好事，但很重要的一条是，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后怎样去考核。如果政策做得规范，那对于把医护人员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过渡是个很好的起步。只有这些人变成“社会人”了，改革才能再走下一步。都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改革常常是渐而不进寸步难行，但这一次的改革很平静，很多医务人员并没有产生失落感，这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体制外的滋润和市场的魅力。过去很多人依赖和迷恋旧体制，其实并没有理性的利益权衡，而是出于一种惯性和惰性，担心改革后工资待遇会下降，养老金会减少。可改起来之后发现并非如此，改革失去的是稳定的铁饭碗，得到的却是与自己的付出更匹配的收入。笔者认为，如果这项措施落实到位，还将减少论资排辈，更加凸显能力，有利于打破晋升“天花板”，也让大家伙能看到医疗体系“杜拉拉升职记”的希望。”(环球医学编辑：贾朝娟 )

众所周知，在美国成为一名医生是相当困难的，但一旦成为一名合格医生后所带来的收入及社会受尊重程度也是相当可观的。但现如今，在美国做医生可能会越来越难：所有医生可能每两年进行一次资格审查。据悉，在美国，之前年轻医生的行医执照每7至10年审核一次，其中包括大量的考试和临床测验，资格老一些的医生的行医执照有效期更长。而日前美国对行医执照进行改革，明确规定所有年龄段医生必须每两年审核一次行医资格，以保证医生们掌握最新的医疗手段。不过很多专家认为，如此严格的资格审查会让本就人手紧缺的医生行业陷入困境。现代医学发展日新月异，医生不更新知识，难保障诊疗水平，最终将损害患者的利益。推行医生“年审”制有助于医生医疗水平的提高。在我国，过去医师只要拿到医师资格证就可以入行，取得注册就能“上岗”，缺乏退出机制。为此，去年我国推行“年审”制，全国医师定期考核将每两年进行一次，考核不合格者将被清退。（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