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园地-医政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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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
    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为了贯彻习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自觉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跳出北京看北京,着力推动推动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在区域内共建共享,北京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邀请天津、河北消化内镜学分会的常委共商三地消化内镜学科协同发展的大计。近日,“京津冀消化内镜协同发展促进会”在深圳大厦召开,来自京津冀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主委、副主委、常委、秘书、以及京津冀地区的一些地市医院、县医院的消化内镜学的代表共60余人参加了会议,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周军副局长、北京医学会金大鹏会长、北京卫计委医政处路鸣处长、北京医学会秘书长、党委书记田宝朋到会指示。北京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主任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副院长张澍田教授主持会议。会议密切结合习总书记的指示,紧紧围绕“京津冀消化内镜如何协同发展?”、“京津冀如何开展消化内镜诊治的远程实时会诊?”、“京津冀消化病患者如何便捷异地双向转诊?”、“京津冀消化病患者如何减少异地流动?”、“京津冀消化医生如何规范异地执业?”、“京津冀如何联合进行消化道早癌筛查?”共6个主题展开了热烈坦诚的讨论,达成了初步共识:1.成立京津冀消化内镜协同发展秘书组;2.以学术活动作为突破口,京津冀消化内镜年会、青年委员会、学组统一活动;3.选择试点医院开展实时远程会诊,包括指导消化内镜诊断、治疗和操作;4.本着自愿、互惠互利、最大程度方便病人的原则,将“医联体”模式扩大到京津冀,包括专家号预约、双向转诊、规范异地执业、减少病人的无序、异地流动。5.扩大河北高发区消化道早癌的筛查以及诊治,把想来大医院、需来大医院、但无力来大医院的病人,留在当地享受大医院同等的诊治。6.继续探索京津冀消化内镜协同发展的模式,力争总结出可以推广到其他医学专业的经验。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已达成共识的应尽快落实下来,不能达成共识的,要进一步搞好调研,拿出解决的措施,形成建议方案,当好政府参谋。此次京津冀消化内镜协同发展促进会议的召开,拉开了京津冀三地医学界协同发展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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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
    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有序放宽社会力量办医准入,在医保定点、职称评定、等级评审等方面给予同等待遇。落实医师多点执业政策。减少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笔者注意到,这次使用的是“社会力量”一词,而今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创新社会资本办医机制”,使用的是“社会资本”一词,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鼓励社会办医,使用的是“社会资金”一词。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转变,更为符合医疗卫生领域的发展规律和社会改革的要求。这也是学术界一些学者近来呼吁的转变。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医疗等民生建设,是“五位一体”全面发展中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但是社会力量不是简单等同于“社会资金”,更不是简单等同于“社会资本”。理论上,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特性,决定了社会力量进入,也不能以营利性为主要目的,以商业化为主要手段。从国际经验看,即使以私立医院为主体的医疗体制中,非营利性医院也占更大比例,甚至有的国家规定所有医院不能是营利性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鼓励社会办医,也是“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而资本是要有回报的,是必然以营利为目的的。因此“社会资本”不应是引入的重点。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强调的就是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已经不是用“社会资金”或“社会资本”等词,这是教育领域近些年来改革中积累的重要经验。实践中,社会力量办医发展没有人们期望的那么好,主要并不是缺资金。放开社会力量办医,就医改本身而言,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增加供给,虽然我国医疗资源的结构布局不合理是导致当前看病贵的主要原因,但是从发展的角度看,我国的医疗资源总体还不足,尤其是难以满足多元医疗需求;二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通过增加竞争和混合所有制等方式,推动公立医院改善管理,提高效率,更好的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从增加供给角度,扩大社会办医,缺的不是资本,目前,市场已经积聚了大量资本欲投向医疗服务领域;从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的角度,社会资本所看重的公立医院,大多也不缺钱。扩大办医缺的主要不是钱,而是人。正是因为社会资本在办医过程中缺乏医疗人才,尤其是高水平的医生,所以业界一再呼吁落实医生多点执业,更希望医生自由执业。从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到鼓励社会力量办医,是改革思路的重要调整,可能预示着改革的着力点将不只是引入资金和资本,而是更着力于解决改革中的人才问题。如果这个理解准确,可以预见,落实多点执业将是重点推进的工作。当前,这项工作的主要阻力公立医院的院长不支持,这是意料之中的。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院长都希望其他医院的医生来多点执业,但是不希望自己的医生出去多点执业。在落实多点执业的过程中,应尊重医生的就业自主权利,也应尊重院长的治理权利,应该让医生和医院之间进行谈判,而不是政府过度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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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4
    据媒体报道,发改委、卫计委等部门,正在研究完善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发改委官员表示,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要结合公立医院改革进行,要坚持不增加患者负担,医保(基金)可承受,有利于体现医务人员服务价值,有利于理顺医疗服务价格结构关系,“不是所有环节价格都需要政府控制,能够竞争的环节,应该更多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公立医院承担着公益兜底、民生兜底的基本职责,价格调整势必影响到“看病贵”“看病难”等民生问题。过去的改革经验表明,所谓价格改革一般都是按“涨”字调进行,公立医院价格调整恐怕也不会例外。虽然发改委官员表示,既要体现医务人员服务价值,也不会增加患者负担,但在两者之间具体如何平衡,绝不是那么容易就能两全其美。公立医院实现“医药分开”,提高医疗服务价格,降低药物销售价格,已经提了很多年了。但是,改革成效并不理想,有些地方挂号费、手术费等是涨上去了,可药物价格依然没有降下来。公立医院改革的滞后,已经是整个医药体制改革中,最拖后腿的地方。理顺医疗服务价格结构关系,提高优秀医务人员工资待遇,同时形成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杜绝大处方、重复检查等过度医疗行为,从而改善医患关系,这是系统化的改革动作,绝不是简单涨价就能实现。之所以当前医患关系趋于紧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医院有创收任务,医生收入更直接与经济创收挂钩,患者则成了被薅毛的羊。去年关于“俄罗斯免费医疗”的讨论中,达成的基本共识是:我们对医疗卫生的公共投入太少,而且分配极不公平。新医改几年来,国家财政对医疗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4.4%提高到了5.7%。可放眼国际,医卫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美国(2000年)为20.5%,德国(1998年)为18.89%。政府部门对于公立医院的投入不足,这不是只靠“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就能替代的。要提高医务人员待遇,又要不增加患者负担,解决的途径之一,就应该是增加政府投入。反过来,如果是在政府投入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公立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埋单的不是患者,又能是谁呢?再进一步说,如果没有政府更多投入的支持,光拼医院创收能力,医疗资源又怎么可能实现均衡配置?当然,公立医院改革不应只是提高待遇,更应借鉴港式医院经验,形成优胜劣汰机制。“先看病后付钱”的支付宝好评差评模式,其实也可以引入到公立医院中来。取消事业编制,不给不负责任、没有追求的庸医提供岗位,同时给有医德、有医术、有追求的医生提供更好的福利薪酬和与国际接轨的机会,对医务人员收回扣、拿红包等实行一票否决地零容忍,这才是积极向上的医疗体制。最后,无论公立医疗价格怎样调整,事实上都与公共利益紧密相关,在程序上应该更尊重患者话语权,而不能在患者不在场的情况下,自行随意决定价格调整方案。对水价、电价进行调整尚且要提前召开听证会,对公立医疗价格进行调整,更不能只在事后通知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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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7137
    09:07
    继康美药业借“药房托管”在资本市场频频圈地之后,2014年3月,华润医药、广药白云山以及国药集团三大巨头先后针对“药房托管”发声。在决策层尚未出台配套政策的背景下,医药企业就纷纷聚焦于药房托管,其中意味值得揣摩。按照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姚宏文2014年初的表态:“我们认为部分地区将药房从门诊剥离这一现象,对于切断医疗卫生人员和药品之间的直接利益关系将起到一定作用。”这呈现出并不完全反对药房托管之意。与部委态度不同的是,广东省卫计委副主任廖新波在2014年药交会上直言,在目前政策环境下,药房托管只是因为有利可图,其行为无法受到法律保护,更重要的是,可能是对药事服务的毁灭性打击。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王如伟对此开出药方,指出只有切断药品和医生隐形利益,才能从根源上破解药价高企,推动新医改向前发展。药房托管缺乏政策引导据采访获得的信息,目前包括国家卫计委、商务部、食药监总局在内的相关部委,无一针对药房托管出台专门的指导性意见或其他文件。但是这不妨碍各大药企对药房托管的高涨热情。3月17日,广药白云山年报显示,公司贸易业务不断深挖用药销售路径与网络,积极开拓新型业务,大力开展药房托管业务。医药公司与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梅州大埔人民医院等多家医院签订了现代医药物流服务延伸合作协议,采芝林药业取得了广州市荔湾区、海珠区、白云区、黄埔区社区医院及部分二甲医院中药房的全托管。广药高调称,2014年集团充分利用各种机会与资源,全力开拓药房托管业务,构建大商业新局面。一位接近广药集团董事长的人士表示,广药希望通过药房托管业务,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而且,华润医药、国药集团在广东都进行了跑马圈地,广药当然不能落后了。”3月19日,国药集团在年报中也表示,将利用子公司国药健坤的优势资源,拓展北京市医院药房托管业务。国信证券研报显示,未来药品零加成不可阻挡,药房将成为成本中心,医院有动力将其外包。托管企业并非纯粹的商业企业,而是有体量非常大的制药工业,可以享受到自产药品独家卖给医院的高利润率。“我们认为药房托管业务的净利率约为5%~10%,将影响未来产业发展。”廖新波表示,不仅仅是缺乏政策引导,还有就是对于已经实施药方托管的药企以及医院方,难以寻求法律保护。具体来说,药房托管是有偿的经营管理,意愿和受托药品商业企业通过签订托管合同建立契约关系,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药房托管的内涵方面,分别医院与受托方的责任和利益上却存在托管的概念不明朗,并没有法律支持。对药事服务形成打击除了涉足药房托管关系方自身权益难以周全,从国务院拟推进新医改向纵深发展的思路来看,目前药房托管恐对整体改革不利。按照廖新波的说法,药房托管后,谁补偿医院财政是一个难题。目前国内不止一家医院在试点取消15%的药品加成,而财政补偿的途径为,政府出20%,剩下的80%由医保来支付。“事实上目前政府这20%并没有兑现,也使得取消药品加成成为一个障碍。”他透露,以广东省为例,该省取消药品加成,政府负责10%的财政补偿都不是很乐意。试想一下,身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医药大省面对医药分开,投入财政补偿时都这般曲折,更何况其他经济发展状况不如广东的地区。“药房托管并不是医和药的事情,一定是多部门的一种协同。其实医院的药房并不是简单的买卖,它还有很多药学工作的开展,特殊药品的管理,药品不良反应的收集报告、查房等等这些在托管后如何开展,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廖新波直言,药房托管只是重视药品的管理而忽视了合理用药和安全用药,所以有医院药学部认为,这将对药事工作形成毁灭性打击。回溯医改过往,以药改为突破口并不是综合的改革。如果把医改当成综合改革,可能面临的问题会更多。随着医院零差价的推行,如何解决医生的劳动成本变成了一种怪象——以费养医,过度的医疗行为变成了另一个口径。同时,目前面临的唯低价是取的招投标政策,导致了低价药消失、过度用药。这不仅表现在加重患者的负担,也会带来潜在风险或使用误区。此外,进入基药目录的药物品种大部分没有经过药物经济学评价,科学性和依据都有待进一步验证。药房托管后,可能会形成新的药品购销利益链,受托方与医生配合,通过开“大处方”、高价药拿回扣可能更容易。王如伟对此表示,在现有政策背景下,包括药房托管在内,解决不了药价高的问题,想要从根源上破解,必须切断药品销售和医生隐形利益,尽快跟进相关细节举措,保证监管到位,确保药房与医院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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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7135
    09:03
    记者4月27日从北京市医管局获悉,北京21家市属三级医院预计将用两年时间,完成安防系统的统一改造升级。同时,将会为北京市属医院统一购买公众责任保险,解决意外事故发生时,对受害者的补偿问题。21家北京市属三级医院升级安防系统据北京市医管局介绍,今年将组织完成21家北京市属三级医院安防系统技术改造和实施方案,争取在2015年底之前完成各大医院的系统升级改造,提高应对和处置医院突发事件能力。届时,北京市属医院安防管理模式将形成“标准统一、系统联动、集中指挥、智能管理”。目前,各大北京市属医院已就安防系统的升级改造上报了前期项目方案,北京市经信委、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专家参与评审把关,并形成了北京市属医院安防系统建设指南。比如,安防系统升级之后,监控方面各大医院将可做到保护患者隐私的前提下,实现视频监控无死角。北京市医管局表示,将会统一为市属医院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器材,增强医院安全保卫防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医院安全事件处置能力。今年为北京市属医院统一购买公众责任险北京市医管局还提出,今年将为北京市属医院统一购买公众责任保险,以进一步保障北京市属医院的良好运行,降低相应的责任事故风险。记者了解到,购买该保险之后,可以依托专业保险机构,对于医院在运营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予以适当补偿。据悉,公共责任保险适用于工厂、办公楼、学校、影剧院等公共设施场所,此前北京部分场所已有应用。如地铁4号线就早已引入该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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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7099
    10:33
    日前,上海国际医学中心试运行。中心与8家医院签署协议搭建医生多点执业平台,一度成为亮点。不过,由公立医院主导的多点执业,更似一种“组织行为”,与真正意义上的“医生自由多点执业”,仍有较大差别。鼓励社会办医的多点执业,实施效果如何?据上海市卫生监督部门统计显示:截至去年底,上海申请多点执业的2400余名医生中,逾四成超出退休年龄;至于公立医院中主动报名多点执业者,几乎全是退休人员。记者近日调查采访发现,申城医生自由多点执业,存在看不见的三道“玻璃门”。医生:难摆脱“单位人”角色“自由多点执业”难,医生的公立医院“单位人”角色,堪称第一道“玻璃门”。在上海市三级医院心内科工作的朱医生,入行已有十余年,职称升到副主任医师。他坦言:像国外医生那样,拥有行医执照、自由选择执业点,当然很理想;但在我国,实际操作难度太大,“毕竟公立医院医生的工资待遇、社会保障金缴纳等都由院方承担,医院不鼓励自由多点执业,自己也不敢提出来。”数据显示:全市2400余名登记多点执业医生中,第一、第二执业点均为社会医疗机构的占50%;至于公立医院在职医生选择社会医疗机构作为第二执业点者,几乎没有。也有部分医生对新政提出看法。申城一家大医院主任医师透露,早在政策落地前,专家到其他医院会诊、开刀等潜在“多点执业”已悄然存在数年;新政却规定,医生选择多点执业最多不超过3个执业点,如此,反倒打击了一些专家多点执业积极性。医院:考量人才培养成本与回报为鼓励推动医生多点执业,今年初,国家卫计委起草了 《关于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稿里明确,“医生申请多点执业,应当征得其第一执业地点的书面同意。”处在第一执业点地位的公立医院,怎样管理医生去外面执业、怎样协调医院内部人力……诸如此类未解的后续问题,成为多点执业第二道“玻璃门”。据了解,上海市大多数公立医院管理者对院内医生自由选择多点执业,抱以不反对、不鼓励的态度。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教授说,有能力多点执业的医生,大多具备丰富临床经验,可培养出一名这样的医生,医院付出成本巨大。此外,当前公立医院本就承担繁重临床任务,医生人手不算充沛,遇到地震等特殊时期,还要担纲紧急救援重任。医生多点执业,势必分散在第一执业点的精力,临床质量恐受影响。也有管理者认为,不反对人才流动,但是流动过程中也要考虑到人才的培养成本与回报。行业:跨体制人才难以流动旨在鼓励社会办医的多点执业政策,落地时面临现实尴尬:公立医院、社会医疗机构之间存在较大鸿沟。业内人士透露,现有医疗体制下,无论医生职称晋升、论文发表还是科研项目,身处公立医院都具有明显优势;社会医疗机构除开出“高价码”的诱惑外,缺乏独到吸引力,造成多点执业的第三道“玻璃门”。上海市医改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多点执业来提高收入、实现医生职业价值,无疑是美好愿景;但目前,社会医疗机构自身发展尚未形成良好气候、“土壤”仍不够成熟。多点执业的前提条件是,执业点间优势互补、各有千秋,以便医生有多种选择。而目前公立医院与社会医疗机构并不处在同一起跑线,跨体制人才流动难以真正动起来。对策:加大医生职业身份改革面对三道“玻璃门”,怎样找寻破解之道?多位专家表示,应加大医生职业身份的改革力度,尝试将医生的工资关系、人事关系等,由“母院”管理改为由社会保障部门管理。记者获悉,试运行的上海国际医学中心,正准备将医生多点执业的“批准制”变为“备案制”,这一举措,或可在医院与医生的人事关系上实现创新探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授则建议,理想的多点执业模式中,医生不是“单位人”而是“自由人”,由医师协会这样的第三方机构管理认证、晋升等事宜,如此大大提升医生自由度,可为多点执业奠定基础。多点执业政策,确实会“解放”医生、释放生产力;但真正双向选择之后,对医生个体乃至医院整体发展都会带来新的挑战。有关部门应该出台更多配套细则,从而使得这一政策更好地得以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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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7095
    10:26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副局长郭燕红4月24日在北京表示,卫计委建立了医疗纠纷调处机制和医疗责任风险分担机制,来维护正常医疗秩序构建和谐医患关系,2013年共受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案件5.3万余件,调解成功率达88%。郭燕红是在当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依法惩处暴力伤医维护正常医疗秩序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针对近期相继发生的一些暴力杀医、伤医等恶性案件,为有效遏制、预防此类犯罪的发生,维护医疗秩序,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制定印发了《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郭燕红表示,卫计委会同司法部,将人民调解作为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的主要模式。目前,全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达到2925个,基本实现了省级、地市级全覆盖,2013年共受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案件5.3万余件,调解成功率达88%。“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有力推动了医疗责任保险工作,充分发挥保险的风险分担作用,形成了第三方赔付机制。”郭燕红表示,2013年,全国共有6000余个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参加了医疗责任险,占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总数的60%。郭燕红表示,卫计委将坚持一手抓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维护医疗秩序,一手抓医疗纠纷预防和妥善处理。保持对违法犯罪分子的高压态势,巩固和完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和医疗责任险第三方赔付等机制,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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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7066
    15:25
    在大力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改革背景下,财政部表示,我国将分类推进服务项目政府采购工作,今后政府部门自身需要的公文印刷、物业管理、公车租赁、系统维护、发展规划、法律咨询,以及向公共提供的教育、医疗等服务,均需向社会购买。财政部国库司日前发布《关于推进和完善服务项目政府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政府向社会采购服务项目的具体分类。根据现行政府采购品目分类,按照服务受益对象将服务项目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保障政府部门自身正常运转需要向社会购买的服务。如公文印刷、物业管理、公车租赁、系统维护等。第二类为政府部门为履行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等职能需要向社会购买的服务。如法规政策、发展规划、标准制定的前期研究和后期宣传、法律咨询等。第三类为增加国民福利、受益对象特定,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包括:以物为对象的公共服务,如公共设施管理服务、环境服务、专业技术服务等;以人为对象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服务等。财政部表示,要按照“方式灵活、程序简便、竞争有序、结果评价”的原则,针对服务项目的不同特点,探索与之相适应的采购方式、评审制度与合同类型,建立健全适应服务项目政府采购工作特点的新机制。同时,加强政府采购服务项目采购需求管理,积极培育政府购买服务供给市场。严格服务项目政府采购履约验收管理,对金额较大、履约周期长、社会影响面广或者对供应商有较高信誉要求的服务项目,可探索运用市场化手段,引入政府采购信用担保,通过履约担保促进供应商保证服务效果,提高服务水平。并建立绩效评价与后续采购相衔接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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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7031
    15:28
    4月7日,在上海仁济医院浦东分院的教学楼里,新一季的美国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英文全名为the United States Medical Licensing Examination,以下称USMLE)精讲班一早就开始授课。30多位学员有相似的身份,不是医学院校在读学生,就是年轻的住院医师。相较国内230万余人的执业医师队伍,课堂的组织者李旸和他一年400-500位学员,几可忽略不计。李旸曾经是USMLE的考生,现在,他的主要工作之一是这项考试培训。USMLE正在带给在座的人希望。这些专业能力可能还强于同辈的学员担心,继续在国内发展,将会应验业内传说的生活:没有节假日、活多钱少风险大。这种感受可能无法得到太多民众认同。某网站抽样调查显示,2012-2013年度中国医生的平均年收入可能在6.75万元;约73%的受调查者认为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就收入而言,即便去除税金,医生们也达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两倍。绝大多数加班的医生工作时间在9-12小时之间。在各种规模的城镇,医生基本都被视为较好的职业之一。考虑到USMLE考试的难度,希望参与其中的医生数量在激增。国内医师赴美行医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的普遍路径是出国做研究,拿到绿卡后转做住院医师,再去考执业医师资格。新一代医学生们开辟了新的捷径——USMLE。2008年,李旸等人从网络小组转型到培训时,最少一期只有三四名学员。USMLE考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基础医学考试,总共有7个部分,试程为8个小时;然后是临床医学考试,又分为CK(Clinical Knowledge,临床知识)和CS(Clinical Skill,临床技能)两个部分,CK试程9小时, 而CS需要远赴美国,通过标准化病人考核问诊和体检;第三阶段也是临床医学考试,偏向考察各科医学知识融汇和实际应用,只能在美国领土境内应考,试程共需两天。完成全部考试平均需要2-3年。美国外国医学毕业生教育委员会要求,从获得第一阶段成绩到第二阶段的两个考试(CK和CS)结束,不得超过7年。目前共约6000多名华人执业医师在美国行医,虽然这个数量在短期内并不会突然增加。但是业内始终担忧,能够成功挑战考试的会是那些最具潜力的医疗骨干。通过USMLE后,全美住院医师项目面试每年会留出约7000-8000个名额给外国申请者,约占录取总数的30%,其中来自中国的申请者越来越多,他们的成功率已达50%左右。住院医师的机会?查完房,交过早班,住院医师杨华从浦西赶到培训教室。刚到上海攻读博士学位时,他对USMLE有所了解,但一心希望在学业上更上层楼,为此还放弃了留在母校附属医院的机会。杨华说,他也没有想过要去国外当医生。直到他的“住院医”生涯遇到瓶颈。国内医师的职称大体为三类,从住院医师到主治医师,再到(副)主任医师,这个晋级的过程对许多年轻医生来说异常困难。在这之前,名校高学历也是一个重要条件。为了写好博士论文,杨华在实验室埋头苦干三年,临床技能不免有些生疏。“好在还有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可以作为真正上岗之前的磨练。”他一度安慰自己。上海于2009年率先开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然而,甫一进入基地开始培训,杨华就发现它在不同医院差别挺大——他所在的三甲医院规定培训期是一年,而另一所三甲医院要求培训两年,不同医院给的待遇也不同。培训手册内容的陈旧更让杨华犯嘀咕:上面所列的肾/输尿管切开取石术、耻骨上经膀胱前列腺切除术等,都是已经很少使用的过时手术技术,在基地医院轮转中遇到的概率也很低,“到时候培训结果只能随便填写了”。进入基地快一年,杨华再三提出要求,才争取到真正动手的机会:在手术尾声进行缝皮,这是一个手术中最微不足道的程序。他能理解医院的无奈:现在医患关系这么紧张,如果手术做砸了肯定要赔钱,而医院里每个科室都要独立核算,大家都想尽量避免风险。于是住院医师们只能干点写病史、给主刀医师做助手等杂活。“带教医师都很忙,没空教你”——在人满为患而又人手紧张的三甲医院,住院医有时会觉得,自己实际上变成了廉价劳动力,苦和累不说,还学不到什么东西。杨华打听过,熬过年轻人觉得拖沓空洞的住院医师培训,有不到50%的人能够留在三甲医院(除非是儿科、妇产科这种人手奇缺的科室)。无论是进修、评职称,还是接触疑难病例的机会,都只向三甲倾斜,如果不能留下来,成为一名“优秀”外科医生的职业理想就可能落空。“‘老板’的行政职位决定了学生是否可以留在培训的医院,也决定了学生的前途”,杨华说——同样是在规范化培训结束后,美国的住院医师就可以独立行医,而中国的住院医师却要面临再次就业。在国内的医学界,临床诊疗和教学科研高度一体化,“大牛”们往往横跨两个领域游刃有余,而年轻医师无论想往哪个方向发展,都有赖于所谓的人脉,“不是嫡系,等于没戏”,杨华这样总结他所听过的故事。规范化培训尚未期满,杨华已经下决心加入了备考USMLE的队伍。USMLE升温已在多个城市开办的培训班,脱胎于一个“BUG小组”。“没当过医生、没考过USMLE的人干不了这个。”曾经的BUG首任组长,现在北京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李旸说。他在拿到USMLE高分之后没有出国,而是离开了体制内的北京急救中心,选择与一家美资医院签约成为其外科医生,同时开办USMLE培训。“我们就叫BUG吧,Beijing USMLE Group。”USMLE高分获得者之一、已经在美读完医学博士并在芝加哥做了一年住院医师的李嘉华回忆。他们在小组里一起度过许多周末。不久后在各地有了兄弟组织,比如上海的学习小组就叫SUG(Shanghai USMLE Group),依此类推。李旸告诉记者,他们从2008年底、2009年初推出有关课程,最少的时候一次只有3个学员。近几年来人数增长很快,每年约有400多位,其中北京几乎都是百人级别的大班;除了北京,他们已在上海、汕头等地开课,讲座更是遍及国内医学院校。仅今年3月,他们在全国12座城市的12所医学院巡回,场场人头攒动。参与培训课程的学生,包括在校医学生和在职的年轻医生(主要是住院医师),大约各占一半。眼见USMLE渐火,一家国字头的行业协会还主动找到李旸,希望参与向医学院校做推广,随后在培训费中分成。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临床医学八年制学生余劼,仅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USMLE的全部考试,在随后的match过程中获得美国13家医院的面试——所谓的match,就是申请全美住院医师项目的过程,因其录取结果公布日“Match Day”而得名。余劼最终选定李嘉华所在的芝加哥库克郡医院(Cook County Hospital in Chicago),从今年7月开始他的内科住院医师生涯。在国内医学院学习理论时,余劼认为引进原版教材更注重知识点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死记硬背。他认为这才是正确的临床思维,因为呈现在医生面前的病人是一个复杂的生物体,疾病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USMLE被他认为也有这样的特点。“通过了USMLE,未必就能成为一个好医生,但这可以帮助医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以后学新东西就很快”,余劼转述前辈李嘉华的话称,“你的learning curve(学习曲线)会很陡峭”。医学院是否支持报考?国内医学生考USMLE,当属北京大学医学院开风气之先。圈内人估计,目前在美国行医的6000多名华人医生中,有1000多是北医校友。北京的另外两所医学院校——首都医科大学与协和医科大学,也有越来越多的“战友”。和国内早已遍地开花的出国留学考试“考T(TOEFL)”、“考G(GRE/GMAT)”相呼应,医学生们把挑战USMLE叫做“考U”。国内的医学院校和三甲医院,对于学生考U的态度有些微妙。“表面上大都是中立的态度,既不鼓励也不支持。”李旸说,不过他们每次去医学院校讲座,都是跟学生会联系,而不走官方渠道。另据透露,国内某所顶尖医学院,还曾一度制止学生报考USMLE,拒绝在其报名材料中签字。也有一些医学院的老师们私下里会表示支持。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2013届的一位五年制本科学生告诉记者,有的老师会在上课时介绍这一考试。一位上海交大医学院在读学生也说,他正在某三甲医院的著名科室进行毕业实习,考 U复习占去了他很多时间和精力,他的带教老师表示了默许和支持。USMLE的参考书渐渐进入了各大医学院校的图书馆,上海交大医学院还购买了整套题库的版权供学生使用。“老牌的或者中型的医学院偏保守,沿海地区的则相对开放”,一直和国内考U群体保持密切联络的李嘉华总结,像上海交大医学院等有很多交流项目,对考U也是促进。在所有的医学院校中,汕头大学医学院可能是“最激进”的。坊间戏称USMLE才是这所学校真正的毕业考试。自2007年开始,他们就设置了全英文教学班,从全年级180名学生中遴选出30名,给予国际接轨的医学教育。USMLE项目的负责人张忠芳介绍,英文教学班全班考U的状况已连续三年,院里还打算试点后全面推广。“这是医学院校人才培养水准的另一个评价体系。”张忠芳对记者说。相较于985高校或有部属三甲医院撑腰的名牌医学院,USMLE成为汕头大学医学院证明自己实力的一个途径。甚至有一种观点是,汕头大学可能正从鼓励USMLE中尝到甜头。该校学生参加全国执业医师资格考试2012年通过率达到87.3%,远超56.7%的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170多个医学院校中位列第三。汕头大学医学院的主要合作者李旸还是非常谨慎。“别把USMLE当成GRE”,他说,美国留给外国医学院毕业生的名额非常有限;而且不是每个学医的人都适合考U,考U培训更是一个狭窄的市场。(21世纪经济报道《考去美国当医生》记者 李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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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5
    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鼓励社会办医;允许医师多点执业;允许民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等重磅医改举措。随后医改政策逐渐落地,特别是今年4月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等联合宣布将放开非公立医院(主要是民营医院)的价格管制,医改市场化之风再一次劲吹。有媒体近日采访了6家民营医疗机构、相关行业协会、跳出公立医院的医生以及投资人,于今日推出专题《上海民营医院生存状况调查》。通过分析,我们认为:虽然民营医院目前尚显稚嫩,却可能是未来医疗改革的发力点。社会力量办医目前最为突出的困难,一是医保资格难申请,二是缺少好医生。前者尚可以时间为代价来化解,包括十八届三中全会也专门提到了这个问题,而后者的解决方案还在“摸石头”中,好的医生如何才能从公立医院流到民营医院呢?虽然国家在2009年试点医师多点执业,但由于医生多点执业需要医院院长批准,为维护自家医院的利益,这些院长对此很自然亮了红灯。此外,很多优秀医生还因为恋栈公立医院在科研、职称评定上的“体制优势”,而不愿轻易“裸跳”到民营医院。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是,公立医院不合理的“以药养医”机制粘住了好医生,既没有真实体现医生的医疗技术价值,又让病患吃了亏。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副所长孙建方教授在2012年透露,有的三甲医院的药品收入占到其总收入的40%~50%。而在记者的采访中,很多民营医院可以将这个数字降低到20%左右。此外,在公立医院工资条上,医生的治疗费用一直偏低,也就出现了5个医生耗时两个小时的一台大手术,总劳务费用只有1000元的怪相。在工资收入畸低的前提下,多用药、用贵药,然后收取回扣,成为某些公立医院医生主要的创收途径。而民营医院普遍将药品和耗材的二次议价视为增收的主要途径,将药商给医生的提成,提前截留,然后二次分配,以此提高医生劳务费用。医生自然没有了多用药、用贵药的冲动,从而将总的医疗费用降低,由此形成民营医院对公立医院的竞争优势。其中的副产品,就是病人受到了规范的治疗,国家节省了医保支出。那么,凭什么民营医院不会多用药、用贵药呢?现实地看,其一,民营医院的危机公关能力远远弱于公立医院,其违规成本也远大于公立医院。一次恶性违规,可能招致主管部门取消医保定点,甚至是关门的严罚;其二,在市场竞争中,要想生存,必须要提供优于公立医院和其他民用医院的服务,而规范化治疗是医疗市场最大的竞争力,一旦爆出丑闻,必然会被市场抛弃。这是市场的力量。“春雨断桥人不渡,小舟撑出柳阴来”。看似在严格的管制之下,公立—民营医院俨然相互隔绝的两元体制,但市场上融通、交流的力量是巨大的。虽然如前述公开的多点执业之路并不畅通,但事实上,名医向民营医院的交流之路,从来没有中断过,“周末的飞刀”现象存在多年。这让人想到改革初期,国企技术人员到民企当“星期天工程师”的故事。这种“飞刀”虽然有争议,但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比如,不少名医在公立医院未尽其才,这是因为医院的麻醉、手术室、床位等资源存在短板,形成“医生等床位”的尴尬局面。所以,还是有医生愿意去民营医院实行或明或暗的多点执业。而这对民营医院来说意义重大。很多民营医院正是靠这些名医的帮助,才得以正常开展业务。民营医院虽然有自己的培养计划,但一名医学硕士被培养为成熟医生,一般需要5到8年时间。这些名医正好为这些年轻医生起到了传帮带的作用,也给了民营医院一个难得的“孵化期”。站在中国医改的大视野下,谁都明白行业积弊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目前公立医院的薪酬体制无法真实体现医生的职业价值,而“以药养医”却在酝酿着巨大的医患矛盾风险。这让公立医院的医生处于双重的焦虑之下。以从公立医院转制为民营的昆明儿童医院来说,医生的名义平均工资上涨了30%,但其主管方也承认,这依然可能低于转制前的实际收入,但该医院的医生队伍很稳定,如今还有外面的医生想进来。用华润医疗集团有限公司CEO冯唐的话来说:这减少了医生的职业风险,在目前整治医疗领域商业贿赂的大环境下,这是对医生最好的保护。从这个角度说,民营医院在与公立医院的竞争中,有其体制优势,没有太多的行政体制约束,更能发挥市场活力,通过灵活的分配,杜绝“以药养医”,如此既能保证医生收入不大幅滑坡,又能帮医生找回职业荣誉感。我们有理由认为,民营医院将成为中国医改的发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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