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园地-医政法规

  • 106881
    13:46
         民营医院对我们深圳市医疗服务这块做了很大的贡献。从监管机构的情况来看,民营医院还不是特别的规范。这几年来,我们的监管处罚等力度也是不断加大。现在民营医院的市场放开了,会使这个市场的竞争变得非常激烈。  我们还是会继续对不规范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民营医院都希望通过广告的方式把自己的特长宣传出去,但是我们政府相关部门的立场,就是要保障患者的合法权益。对于那些违法、违规行为,我们会依法严厉打击,但鼓励正规合法的广告。今年我们会加大在网络上发布虚假广告行为的打击力度。  4月,深圳民营医院迎来一件“喜大普奔”的事情——取消了社会办医距离限制的门槛。  4月1日,深圳市卫计委在其官网上公布了两则信息:一是废止《深圳市医疗机构选址指导意见(2013年版)》;二是删除了《深圳市2010-2015年医疗机构设置规划》中“新增基层医疗机构(主要是诊所和门诊部)之间要按照《深圳市医疗机构选址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服务半径重叠”的条款。这将对深圳社会办医资源的扩容起到“开闸放水”的作用。  目前,深圳约有80家民营医院,数量不少,但规模较小,服务份额与公立医院相比差距较大。新政后,深圳民营医院将会有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4月16日,晶报议事厅举办了“社会办医新政座谈会”,邀请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和民营医院代表共议热门话题。  “对公立私立一视同仁”,深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许四虎在会上释放出的“手心手背都是肉”的信号,给民营医院鼓足了劲。他表示,政府未来将加大扶持民营医院的发展,提高民营医院在行业中所占的比重。  深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政处处长廖庆伟详解了这一目标,他提出,到2020年时,希望深圳民营医院的服务份额占到30%左右。而目前这一比例仅为百分之十几,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几年中,深圳民营医院将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与会的民营医院代表纷纷表示,深圳对民营医院的扶持力度远大于全国许多城市,他们提出未来希望能在土地、税收、人才等方面获得更多的优惠,同时,也将抓住机遇,加大自身品牌和内涵建设,做大做强深圳民营医院。  晶报常务副总编辑李高峰:  民营医院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深圳民营医疗卫生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沿。现在依然面临公立医院床位紧张等问题,因此,民营医疗改革的成败与老百姓就医难问题关联程度非常高。  近年来,深圳加快对社会办医的“开闸”步伐,从“小跑”到“快跑”。2010年12月,市人大废止了《深圳经济特区实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若干规定》,市卫人委主动“放权”,将诊所和门诊部的审批权放回区里,简化审批流程。2012年下半年开始,各区民营医疗机构审批陆续全面开闸,新增医疗机构不再受数量的限制,符合条件就可以申请。  2013年,市政府出台《关于鼓励社会资本举办三级医院若干规定》,针对社会办三级医院,从人才、医保以及奖励等三方面,给予多项鼓励措施。去年5月,市卫人委出台了《深圳市医疗机构选址指导意见(2013版)》,大幅放宽了办医距离的限制。今年又出台重磅新政,取消了距离限制的门槛。这意味着,今后新增医疗机构将不再受距离的限制,对深圳医疗资源,特别是社会办医资源的扩容将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  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后,民营医院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共同探讨深圳民营医疗发展的话题非常有意义。晶报组织这场座谈会的初衷就是为民营医院发展进一步提出建议,希望看到民营医院能够取得辉煌成绩。  深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许四虎:  不管公立私立都一视同仁  市委市政府根据国家支持民营医院发展的政策,出台了《关于鼓励社会资本举办三级医院若干规定》,以此作为一个突破口,来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这次政策对于民营医院有着很大的扶持,包括在税收、人才、土地方面等。但是,同时也制定出了一些相应的限制,来保证民营医院的正规性和病人的合法权益。现在政府也是在考虑怎样更好的处理这些问题。  我们政府坚持的就是,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都要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希望民营医院在这些方面有更好的经营和发展。现在好多大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人都多成那个样子了,好多人还是要去,要是我们民营医院的发展好了,口碑好了,就可以把很多病人吸引过去。我们要提高民营医疗在产业所占的比重,怎么办?那就是要扶持民营医院的发展。希望我们民营的医疗机构能够把握住医改的这次机会。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工委副主任戴广宇:  应加大扶持,让民营和公立相互促进  民营医院处在一系列不平等的环境中。市委市政府也在民营医院的发展过程中做了一些调整和改革,为民营医院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但是我认为,虽然有了一些改变,但是那也只是解决了一部分。从民营医院的门诊量上看,民营的医疗机构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上。和公立医院相比,仍处在劣势上。我觉得在政策的扶持上,还应更加优惠,这样才能让民营和公立相互促进,有助于民营医院得到更快的发展。  我去青岛考察,他们那里有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有一家民营医院和一家公立的医院,在政策上对民营的医院有适当的倾斜,让他们去竞争。结果就出现了民办医院把公立医院PK掉的情况。我们深圳市也正在搞一个医疗方面的立法。民营医院的发展不好,主要是因为公立医院的政府投入有很多,如果把这些钱的一半投到民营医院里,那么民营医院一样可以发展起来。民营医院靠自己,房子是租的,人员是聘请的,一切都要自己来花钱。这次新政出台后,我希望深圳民营医院不仅在数量上占优,在服务上也会有很好的发展。  深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政处处长廖庆伟:  政府要平衡改革和医疗安全  医疗行业是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完全开放的几个行业之一,医疗事业过去是作为政府的福利事业来做的。近几年来,这方面的改革是明显加快了。社会在进步,老百姓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在增大。  我们一直在平衡两个方面,一个是医疗的改革和开放,一个是保障医疗的安全。能让市场决定的,尽量交给市场去解决,尽可能的搭建一个公平的平台。  深圳是一个新兴的城市,是一个移民城市,它只有三十多岁。从人口上讲呢,又是一个超大型的城市。在医疗方面的服务,也是有一些缺口的。现在的医疗市场,国有医院还是占主体的。但深圳的民营医院发展得还是不错的,全国百强民营医院,深圳占了四家。到2020年时,希望深圳民营医院的服务份额可以占30%左右。政府部门也尽可能地消除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的不平等现象。同时在土地、财政支持等方面,也会对民营医院有一些扶持政策。  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规划设计所主任规划师苏建忠:  医疗资源规划向原特区外和社会办医倾斜  从国土规划部门的角度来说,我们非常重视医疗机构的建设和规划。我们提出的关于医院床位数的标准,是每万人5床,这是国内目前最高的标准。  我们也还非常注重医院的布局,保证医疗的需要有合理的供给。对于市里或者区里计划的那些医院,有土地的保证。  深圳人口持续高速增长,现在的全市的医疗水平大概是每万人2.5床,也就是只能达到标准的一半。从我们做的一些量化的、空间上的技术分析来看,宝安、龙华等地方的供给是非常短缺的。我们希望优先推进这些地区的医疗资源布局和建设。现在各区的医疗资源差距还是挺大的。  所以现在我们也是优先的把一些资源向原特区外地区倾斜,去早日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  我们的主要关注点是综合性医院,民营医院普遍的规模比较小,而且主要还是以专科医院为主。以我们目前的规划标准,其实是更适合公立医院、或者规模比较大的医院的发展。可能民营医院没有这么大的实力,但是我们会在以后的工作和规划中优化这些。  深圳市卫生监督局局长刘堃:  将加大打击医疗的网络虚假广告  博爱中国医疗集团深圳片区负责人薛荣章:  社会化办医要靠医院自身内涵和品牌  其实社会办医更多是要靠医院自身的内涵和品牌建设。我们医院在建设初期就是按照三级医院的标准来筹建的。博爱医院现在向三级医院的方向去发展,正在努力改变医院软硬件条件。我们医院的理念就是以顶尖技术树品牌,以感动服务创效益。门诊量、住院量、手术量是我们考核的重要指标。医保政策在基础医疗这块上,拉近了我们和公立医院的门槛,所以这也是导致我们门诊量特别大的一个原因。奖励项目对我们民营医院在科研等方面是促进的。如果能得到政府在这些方面的经费,我们的科研工作会开展得更顺利一些。  深圳希思医疗美容医院总经理黄移山:  要放权于市场,鼓励社会办医  我想提3点建议:第一,希望市委领导向省里反映将广告审批下放到市里。目前我市医疗广告的审批需要在省里进行,在审批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将审批权下放不仅能节省大量时间,也会大幅提高审批效率,减少资源的浪费。  第二,希望加快推进医师多点执业的步伐。医生多点执业推进3年多,民营医院感受到了其带来的好处,虽然好处多多,但却阻碍重重。  第三,取消距离新政后,能否形成产业聚集,这就需要政府的支持。如以打造美容之都作为城市广告,政府在这方面提供专项资金,以此来提升医疗机构的服务和技术水平。  深圳华侨医院院长王成友:  留住人才是关键问题  说到民营医院的困难和难题,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医院的投资面临着两大困难,一是土地,二是资金。  第二,医院的重中之重是医疗安全,医疗质量靠的是医疗技术,医疗技术来自于人才,所以关键还是人才的问题。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最大差别是体制内和体制外,如果能够给我编制,我就可以和公立医院去竞争。因为我这里没有编制,所以人才来到这里很多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我希望能够给我少量的编制,让我可以把我的骨干留下来。这样可以解决民营医院人才流动性大的问题。  深圳鹏程医院院长郭炳立:  解决过度医疗和诱导医疗  这次政策的出台,总体上来讲是对民营医院的一把双刃剑。因为这样对于民营医院来说,就是要面领着更严峻的挑战,真正将深圳的民营医疗引向优胜劣汰。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它可以促使民营医院更加规范经营,注重自身提高。  但是中小型医院的发展怎么解决门诊量的问题,怎样吸引人们去民营医院就诊?我们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过度医疗的问题,二是诱导医疗。而这本来就是一对矛盾,因为一旦出现因检查不到位而导致的误诊,医院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必然要多做一些检查的。而诱导医疗在民营医院很突出,为什么呢?因为宣传要靠广告,而关于广告又有“八准八不准”的规定。按照这个来,那能宣传的就只有医院的名字和地址了,那么这样能吸引什么人来呢?所以需要民营医院自身的规范化,需要媒体的支持。  深圳恒生医院院长李晋红:  民营医院搞科研需要经费支持  政府鼓励社会办医院,这样可以解决看病难的问题。但是作为我们这些已经办了医院的,就是竞争和压力更大了,困难也就更多了一些,所以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政策方面的支持。  比如现在我们的企业所得税是25%,这是比较高的。民营企业的特点就是实力比较弱,人才的流动比较快,那么民营医院搞科研和人才培养就是我们的弱项。我们也都不太愿意搞这些,搞科研需要很强实力才能搞得起,为什么不能把25%税的40%给我们作为科研的经费,也可以作为我们人才引进的费用。这些钱就作为专款专用来支持民营医院的发展。  深圳中仁泌尿外科医院院长王国山:  受益于“取消距离限制”的新政  作为一家民营医院,我们深刻体会到了新政带来的好处: 之前我们想新开一家医院,就是因为距离的原因,有一家诊所就告了我们,如此一来不得不暂停这个项目。现在取消社会办医的距离限制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启动这个项目了。除取消距离限制新政带来的利好外,去年,我院的医保定点也获得审批,可以说,我们医院是深圳社会办医新政的受益者。  深圳鹏爱医疗美容医院运行副院长柳仲华:  民营医院要提高品牌建设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深圳医改是走在全国前面的。美容医院行业在深圳是属于比较热门的行业,做这行的也比较多,竞争很激烈。新政的出台,我们民营医院的竞争也会更加的激烈,这就迫使我们自身的提高。  我们要提高自己品牌的建设,重点是要体现出质量,管理,顾问方面。如果这些方面没有做好,肯定就会被淘汰。只有综合素质高的医院,才能变成名院,名科,才能有名医。医院良好的管理运行机制,最终会转化为核心竞争力。只有这样,民营医院才能有活力和生机。  深圳爱尔眼科医院经营院长李佳桐:  新政是机遇也是挑战  深圳的新政出台以后,爱尔眼科也搭上了这班快车,在医保政策上是非常快的拿到了医保权限,这就加快了我们在当地的品牌的建设,所以说现在广告打的很少的情况下,我们的门诊量还有一定的保证。  新政下来后,对于我们来说,是机遇,更是挑战。第一,在利好的情况下,民营医院的竞争一定是非常激烈的。我们想发展,就只能持续的满足患者需求,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一定要加强医院的内涵建设,围绕着医疗技术、医疗质量、医疗服务三个方面来开展医院的经营和管理。第三,要管理好每一个门诊的价值,以提升门诊量为工作的核心。第四,要强化与患者的互动。第五,鼓励医护人员以学术研究的态度来做服务。此外,在利好的政策下,民营医院还是要合法合规的经营。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要分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原标题:社会办医“开闸放水”,民营医院再获利好
  • 106867
    09:18
    4月16日,多个大型招聘网站上出现了“深圳美中宜和妇儿医院”的招聘启事,招聘职位不仅包括妇产科、儿科医生等职位,也包括市场总监和市场部医学经理。这显示,这家知名高端私立妇儿医院很快就将开门营业。尽管此前该医院设立曾引发邻近小区居民不满。去年1月,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正式批准深圳美中宜和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深圳南山区南新路2059号、一栋6层楼高的厂房里筹建这家营利性医院。小区的居民遂向地方媒体投诉称,无意中看到政府部门的这则批复,才知道自己家门口要建医院。业主们提出担心医院带来“晦气”,手持《深圳市医疗机构选址指导意见》,认为当地方圆500米范围内,已经有了“南山区田厦社康中心”、“德林门诊部”,没有必要再设置这家医院。这曾是社会资本在深圳开办各类非公医疗机构面临的障碍之一,选址问题。所幸的是,今年4月1日,深圳市卫计委在其网站上发出通知,删除《深圳市2010~2015年医疗机构设置规划》中“新增基层医疗机构(主要是诊所和门诊部)之间要按照《深圳市医疗机构选址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服务半径重叠”的条款。同时,废除《深圳市医疗机构选址指导意见》(2013年版)。“我们当时来的时候是要间隔1000米以上,后来缩短到500米,现在干脆取消了距离限制。”从北京协和医院辞职后到深圳创办卓正诊所的“明星”医生朱岩,感慨这两年深圳对社会办医的开放尺度越来越大。实际上,深圳移民城市的特性使得深圳早期的公立医疗资源严重短缺,成为民营医疗机构“野蛮生长”的沃土。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走访发现,近年,随着政策环境的不断好转,以卓正诊所为代表的、精英医生开办的医疗机构,正在引领深圳非公医疗机构走向高端化。这其中蕴含着让所有关注中国“医改”及医疗行业从业人员十分欣喜的变化:一方面,医生诊金少则300元,多则800元,回归靠医疗技术吃饭本位,重新获得从业尊严;另一方面,这种模式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尽管从未做广告,但卓正新开的诊所一两个月就达到满诊状态,有望提前两年收回投资。而内地首家港资医院,即深圳希玛林顺潮眼科医院运行刚一年,已实现收支平衡。未来深圳还有望引入恒大哈佛医院、万科投建的高端少儿医院以及美中宜和的第二家医院。从规划来看,2015年,深圳要成为国际知名的生命信息和高端医疗服务中心,国内重要的健康管理和养生休闲服务中心,而这些都是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的领域。“放开-收紧-放开”的深圳节奏针对非公立医院的“普惠”方案可能近一两个月出台。深圳是国内最早将医疗向社会资本开放的城市之一。“还有民营医院?”上世纪九十年代,刘江宁带着这样的新鲜感从部队医院辞职加入闯荡特区大军,如今他已是深圳希玛林顺潮眼科医院的执行院长。他回忆,那时深圳人口大量膨胀,但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却是按照户籍人口配置,所以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各种民营医疗机构可谓“野蛮生长”。如今在国内近10个省份乃至海外都有分支机构的民营医疗行业巨头、博爱集团就是在深圳起家。资料显示,鼎盛时期,深圳民营医疗机构超过3500家。但在逐利导向下,这些机构医疗质量参差不齐,医疗事故甚至是“被性病”丑闻频出。面对这样的情况,1996年,深圳市政府出台《深圳经济特区实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若干规定》。作为深圳第一份涉及民营医疗机构管理的正式文件,它提高了审批门槛并将所有民营医疗机构收归市卫生行政部门审批。随后,一大批不符合资质的民营医疗机构也被陆续清理出市场。到了2000年,深圳民营医疗机构数量降到300多家。此后十余年间,一方面深圳民营医疗机构牌照成为稀缺资源。非法转让牌照一度成为业内的“公开秘密”:一个诊所牌照动辄叫价几十万,一个门诊部牌照甚至要价上百万。另一方面,公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力推行。截至2009年,全深圳有了625家社康中心,基本实现了社区全覆盖。与此同时,深圳市政府多次对《深圳经济特区实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若干规定》进行修改,每次都在减少限定条件,简化审批程序。到几乎改无可改的时候,2010年12月,深圳市人大废止了这一规定。这在当时被深圳卫生行政部门形容成“套在民营医疗机构身上的枷锁被彻底砸断。”2010年到2012年,深圳用了2年时间,将诊所和门诊部的审批权限一一落回到了区一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时,深圳还出台《深圳市20102015年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及《深圳市医疗机构选址指导意见》,虽然后一份文件刚刚因为阻碍民营医疗机构发展而被废止,但在当时,这些文件因为明确了医疗机构的设立条件,而被认为是对民营医疗机构的开闸。2013年7月,深圳还传出消息,已上报《深圳市医师多点自由执业实施细则》,将在全国率先破冰,打破公立医院对医生资源的垄断,利好民营医院的发展。但此后,这一文件被暂缓。当时,深圳市卫计委医政处处长廖庆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是因为国家层面也正在酝酿相关政策。去年年底,经过近两年的酝酿,深圳出台了《关于鼓励社会资本举办三级医院的若干规定》,因其提出在用地、税收及日常运营补贴方面给予重大优惠,而备受关注。在用地方面,深圳将此前原本规划为公立医院的四块医疗用地拿出来,希望按照医疗用地的优惠政策出让给有三级医院管理经验的民营资本开办三级医院。此外,新建或扩建的民营三级医院上年度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的40%也将返还给医院。当然,参与竞投的民营医院被要求承诺承担不低于50%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这一规定的意义还在于,政府的补贴模糊了公立和非公立的性质。今年深圳将积极推动有关部门加快这四块土地整备,使医疗用地尽早进入招拍挂程序,另一方面着力完善相关实施细则,加强对社会办三级医院办医主体的资格审查,加快政策落地。尽管这四所新建医院还没有进展,但上述意见出台之后,深圳市华侨医院积极申请成为深圳第五家民营三级医院。该院院长王成友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该医院将率先受惠上述补贴优惠政策。“我们现在就在等有关部门前来核查床位,继而发放补贴。”据了解,该院新增了550张床位,有望获得5500万补贴,“这对我们来说还是挺大的数字。”王成友说。此外,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日从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独家获悉,深圳市正在操办的、针对所有的非公立医疗机构的“普惠”方案可能近一两个月出台。回顾深圳30余年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这其中经历的“放开~收紧~放开”的过程。区位优势与定位“不会去打广告,更多靠口碑吸引客户。”深圳的新一轮社会办医,明显有了新特征:借助香港区域优势和高端定位。林顺潮是香港乃至世界知名的眼科医生,受惠于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框架协议,包括医生在内的专业人士,可以直接使用香港的执业资质在内地执业政策,大约一年前,他选择在离香港最近的深圳开办了一家香港独资高端眼科医院。虽然公立医院不足,但深圳拥有一所不错的公立眼科医院,且在希玛之前,深圳也有爱尔眼科及其他民办眼科医疗机构。纵然如此,这间医院亮相首年就实现了收支平衡。当然该医院的看诊收费也很高。最贵的林顺潮的诊金:首诊800元,复诊400元。“林医生的诊金最贵,但病人却是最多,这说明市场对我们这种模式非常认可。”该院执行院长刘江宁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医院开办一年来,共接待了门诊量1.5万多人,其中约三成来自内地其他地方。尽管受限于深圳角膜捐赠库暂时不对民营医院开放的限制,医院开业一年来并未实施一例角膜移植手术,但其他手术也做了1500多台。刘江宁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开业一年来,医院已做到了收支平衡。如果未来医院口碑不断积累,且如能被纳入医保支付体系,盈利状况还将有所提升。无独有偶。2012年由北京协和医院辞职医生朱岩参与创办卓正诊所也显现出良好的经营能力。目前卓正已经在深圳开办了三间诊所,且很快会有一家新诊所在罗湖开业。这背后是一群精英医生希望通过自己的技术和劳动获得阳光合理回报,不过度用药的理念逐渐被深圳市民认可的过程。卓正的儿科是最早起步、目前也最受欢迎的板块。在这里,虽然首次看诊的诊金远高于公立医院,且必须预约看诊,但现在三个诊所医生每日的预约看诊量都已经基本饱和。朱岩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开业一年多,儿科已经看诊了上千例宝宝,但从来没有开展过输液治疗,避免了抗生素滥用。朱岩总结说,现在卓正的主要客户群是中青年人,有一定收入,思想西化,对新理念了解比较多,有些在国外生活过,“我们现在新诊所开业到满诊只用了一两个月,我们对发展非常有信心。”有意思的是,希玛眼科和卓正在采访中都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强调,他们现在正在做的跟早年“莆田系”民营医院所做的完全不同,希望跟“莆田系”民营医院的经营模式撇开关系。“我们不会去打广告,更多的靠口碑吸引更多的客户。”卓正医疗的市场总监张东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恒大哈佛医学院的想象国外医生在中国长期行医存在制度障碍。各路社会资本涌入深圳的消息中,最受瞩目的是恒大哈佛医院。深圳市卫计委主任蔡立此前透露,目前,深圳已挑选了一块地供哈佛方面定夺。蔡立表示,对于恒大哈佛医院,深圳正在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力争其落户。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日从恒大方面获悉,实际上,在恒大与哈佛接触的初期,深圳市政府北美代表和广州市官员都向哈佛医院做过城市推介。哈佛医院最终是否能落在深圳?恒大方面表示,这最终要看哈佛方面的意愿。近日,记者向哈佛医学院求证此事,但尚未得到回应。目前,恒大已经在深圳前海斥资30亿注册了地产板块的集团总部,未来如果恒大哈佛医院能够落户深圳,则恒大的医疗板块总部也将落户深圳。根据恒大此前向媒体发布的消息,哈佛与恒大在中国新成立的哈佛医院将是世界顶级的综合性医院,由恒大投资建设,管理及医疗团队则全部来自美国哈佛医院。对此,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恒大与哈佛大学在中国建立合作医院可以算是社会资本办医的一种尝试。中国一直希望引进高端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旗帜性的医疗资源,并以此为标杆,推广成功的海外社会资本办医的模式。但他同时也表示,对于恒大所称的管理和医疗团队全部来自哈佛布莱根女子医院,他认为有很大的难度,因为国外医生在中国长期行医还存在许多制度障碍。谁会重蹈失败泥沼?摆脱“原罪”重塑民营医院口碑。此外还有医院高额管理费用的问题。作为地产巨头,万科比恒大更早宣布要介入医疗领域。而其想开办的万科国际儿童医院曾与美国费城或匹兹堡儿童医院合作,但国外医疗机构开出的上千万美金的管理费成为最大的障碍。万科在上海推进的儿童医院项目后来只好选择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合作。早在2011年万科就首次发函给深圳市政府,申请在深圳办医。按照当时规划,万科要创建一家非营利性三级儿童专科医院,500张床位。此后,在用地等方面,万科多次与各方沟通,终于在2013年7月,万科与深圳市宝安区政府签订协议,在其一片约1.8万平方米的土地上,投资3亿元建设一所病床总数为200张的综合性中高端民营儿童医院。据当时媒体公开的消息,该医院计划于2014年春节后动工,2016年投入使用。但记者近日从万科方面获得的消息是,该医院尚未动工。接近万科该项目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项目进展缓慢主要因为该用地还没有完成招拍挂流程,一旦土地问题解决,医院将很快启动建设。此外,跨界进入深圳医疗领域的巨头还有中信集团。近年,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健康(深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深圳开办了两家高端健康体检中心。据了解,深圳正在探索将健康检测、健康促进等服务纳入医保覆盖范围,支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但值得注意的是,跨界办医的风险不容小视。此前平安集团不仅遭遇投资深圳龙岗区中医院失败,后来其与中山大学合资在深圳开办门诊部因入不敷出,于2012年黯然关张。而开业于2007年,一年后由大连实德全资买下的深圳市龙珠医院,曾定位为一家以肿瘤治疗为特色的大型综合性医院,自开业至今,步履维艰。去年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出事之后,医院曾被拍卖。目前,设置有300多张病床,且拥有先进诊疗设备的医院仅收治了20余名肿瘤病人,门诊也是门可罗雀。该院院长陈崇喜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尽管该医院目前经营困难,但随着政策进一步放开,医生多点执业推行,民营医疗机构一定大有可为,“但前提是要摆脱早期‘原罪性’的东西,重塑民营医院的口碑。”
  • 106791
    10:41
    继4月初广东省佛山市中医院的专家陆续到佛山市中医院禅城高新区医院(原张槎医院)开诊后,市一医院的专家从15日起,也正式坐诊市一医院禅城医院(原南庄医院)。禅城区在今年初铺开的医疗改革大幕,从一纸协议开始,如今让市民真正有了点“感觉”,不少市民为了更容易排上专家号,从市一、市中医院等大医院“转战”禅城高新区医院和禅城医院。市属大医院和禅城基层医院的此番“联姻”,将以专家的力量“下沉”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带动,推动基层医院的整体提升,目标直指“三甲”。在推动基层医院往“高大上”方向前进的同时,禅城区一直强调,将不减社区医疗服务的投入和关注。那么,在禅城医疗改革逐渐迈入深水区的当下,基层医院的现状和需求是怎样的?禅城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大医院服务的同时,如何固本“强基”?在现在的区域医疗结构下,如何让更多的基层医院、社区医疗机构“吃饱”,并逐渐“强壮”起来?投入不足 基层医院亏损成常态“如果在我们这里26元能看一次感冒发烧,到了大医院你觉得还有可能是这么低的价钱吗?”某一级医院的医务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基层医院在保证医药费用相对低廉的同时,其生存状况值得关注。记者昨日在该医院看到,医院大堂挤满病人,由于地方狭小,医院一楼每一个分区面积都不大,某些走廊过道甚至电梯附近都见缝插针式地安放着椅子,供病人等候时休息之用。时至今日,社区医院不再像昔日,门可罗雀。比如,扎根老城区的朝阳医院和向阳医院,每天这些医院门前的摩托车都里里外外排得满满的。附近社区居民的常见病、老人的慢性病防治、家庭病床等,均由社区基层医院“包揽”,为居民提供低价、就近、方便快捷的医疗卫生服务。“近年来,越来越多市民的就医意识有所改变,基层医院的就诊人数逐年上升。小医院是解决基层民生问题的生力军,但基层医院所获得的资源和支持,远不及大医院。”该医务人员表示,在为社区居民提供平价医疗的同时,医院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压力。“作为一级医院,基本药物目录中一部分药物不能报销,也没有15%的药品加成。在基层医院买不到常用药,这就让一部分病患流失掉。”他说。另外,社保局目前根据每家医院的实际情况实施定额报销,这让不少基层医院大喊“头痛”。上月,南庄医院、同济医院正式更名挂牌,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区邦敏在与两家医院的托管单位市一医院负责人座谈时,两家医院的代理院长就纷纷向书记“吐苦水”,表示病人“看一个、亏一个”。其中一名与会人士提到,从2012年6月到去年7月,南庄医院社保累计亏损680万元,去年一年亏损420万元。“医院的社保补贴标准低,只有市一医院的一半多点,居民标准是每人3200元,职工3800元,总量还有封顶,几乎不起作用。”上述一级医院的医务人员表示,他所就职的医院的病人七成为社保病人,去年的社保定额一千多万元,超支100多万。一边是社保亏损,一边是日渐增长的病人就诊需求,“医院不能赶病人,社保定额就像套在头上的紧箍咒,限制了医院的快速发展。”他说。人才紧缺 基层医院望有自主招聘平台大医院招聘,应聘者挤破头,社区医院招聘却鲜有人问津,如此情况是全国的医疗行业司空见惯的场面。去年底,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就已在其网站上挂出招聘计划,开始接受网上报名,并密锣紧鼓地安排博士研究生见面会,为人才招聘“探底”。今年开春后,该医院针对护理专场、博士专场、硕士专场以及本科专场的人才招聘陆续开启。不出所料,作为佛山医疗行业的“航母”,市一医院此次招聘51名医生,就吸引了数百名应聘者。大医院的人才应聘门庭若市,基层医院的引才计划,却掣肘不少。同样是在禅城医院(原南庄医院)的更名挂牌座谈会上,负责托管的市一医院负责人表示,禅城医院是南庄镇区域内的一所二级甲等综合医院,人才紧缺是目前南庄医院服务提升面临的首要问题。据其介绍,南庄医院目前有医务人员330人,其中编制有225人,但目前在编人员才190多人,在人才引进方面有空间,但“许多人不愿意过来”。他说,2009年佛山对人才引进的政策基本上“冻结”了,镇街医院要想引入高端人才就更加困难。即便招来了人,基层医疗平台“留不住人”的困窘仍然存在。几年前,禅城医院招来的一名博士和一名硕士认为镇街医院提升空间狭小,几乎同时辞职,纷纷奔向“三甲”医院的“怀抱”。受制于某些政策,不少基层医院在引进人才上几乎呈现“冻结”状态。即便有专家“下沉”,但在自身人才吸引和培养机制不完善的基础下,专家的到来仅能暂时“解渴”,并非“治本”之策。基层医院对人才“求贤若渴”,期望通过此次改革打破固有的规则和状态。禅城医院在向书记要“嫁妆”的同时,提出希望政府能在政策上给基层医院松绑,“让禅城医院像市一医院一样,拥有自主招聘平台。”“病人是跟着专家跑的,在所有医疗资源中,最紧缺的莫过于医生。”一位三甲医院的院长毫不避讳地表示,专家是每个医院最独特的财产。不久前正式更名为“佛山市中医院禅城高新区医院”的原张槎医院,专门设立了市中医院专家门诊挂号处和专门的诊疗室,接待跟着专家跑的患者。“来高新分院看专家号开始要排队了。”佛山市中医院禅城高新区医院院长李勇介绍,4月1日起,佛山中医院内科、外科、妇科、骨科、儿科五个科室的专家团队已经进驻,来住院部查房、坐门诊、动手术等。如此多高端专家坐诊,对于市中医院高新区分院来说,是新的气象。“张槎医院目前的骨干医生除了一部分是医院花时间和精力培养的外,大多是十多年前从全国各地来的。”据李勇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期,南下“掘金”潮曾席卷全国,珠三角的医院,对于内地医生而言,诱惑十足,来自四川、重庆、湖南等全国各地的医疗专家也纷纷南下。随着珠三角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及内地对医疗专家逐渐重视,来张槎医院应聘的多为应届毕业生,资历深、技术强的专家越来越难招。挂牌后,市中医院高新区分院能否依托于中医院的招牌,破解人才困境?李勇坦言,人才方面的政策仍在探讨中。取经香港 发力社区医疗 强基举措4名医生、9名护士、9辆摩托……自1998年起,向阳医院的家庭病床科便已运作起来,13名专职医护人员每天走家访户,为社区失能人群、行动不便的慢性病人群提供上门医疗护理服务。作为社区特色医疗服务,禅城区的家庭病床服务发展迅猛,以向阳医院为例,受医疗面积的限制,该医院并未设住院部,但其家庭病床目前已经发展至462张床位,并把辖区内的公记隆、升平、仁爱三家老人院纳入服务范围,对老人进行无缝隙的医疗“看护”。记者获悉,不少基层医院对于历年的医疗改革各持想法,而对于去年下半年真正“落地”的社区卫生服务绩效考核制度,向阳医院院长段昌华表示,“政府购买公共卫生服务,一改以往拨款的方式,变成做多少事,就拿多少钱,避免了不公平。”据悉,向阳医院去年一年拿到400多万元的公共服务补贴。“这是历年改革的亮点”,改革使基层医院推进社区医疗服务更有干劲。在辖区医疗改革深化“强基”路的同时,社区医院自身的“强基”探索同时开启。13名医护人员每天上门服务约100人次“叶婆婆,我们来帮你更换一条输氧管,不用害怕啊。”上周四,向阳医院家庭病床科的护士长梁江云带领护士曾鸣骑着摩托来到明心街,为刚申请上家庭病床的叶婆婆服务。她们一边小心更换输氧管,一边小声安抚老人情绪。在更换完输氧管后,曾鸣叮嘱家属要提前致电更换氧气瓶,以免出现氧气断供的状况。今年已87岁高龄的叶婆婆,在市一急诊并住院一个月后,转回家里由家人照顾。其儿子在母亲出院第二天便帮其在向阳医院办理了家庭病床,在医生护士的指导下,他把母亲原来用的氧气机换成了医疗用的氧气瓶。“老人家老了,多器官衰竭,并有肺气喘,动一下都能引起气喘,如果有专业护理来教我们照顾她比较好。”他说。目前,向阳医院的家庭病床科由4名医生和9名护士,及9辆摩托车撑起整个科室的运作。记者看到,这9辆俗称“大白鲨”的摩托车,目前已多处“伤残”。这些90年代的“奢侈品”,由于使用频率过高,如今已将近报废。在辖区老龄化趋势严重、大医院床位不够以及大医院住院费用难以承担等因素下,越来越多的市民有了家庭病床需求。目前,该医院的家庭病床服务已覆盖辖区的福禄社区、升平社区、建设、圣堂、新城区以及其他社区,乃至南海区某些区域。十数载以来,9辆摩托车载着医生和护士风里来雨里去,每天上门约100人次,为禅城辖区内,乃至禅桂边界的社区居民提供上门诊疗、输液、伤口换药、插胃管、吸氧、康复护理、临终关怀等服务。“家庭病床对于居民来说,所用费用并不多,但其效果却非常显着。”梁江云表示,家庭病床的费用仅为住院费用的1/4左右甚至更少,家庭病床以3个月为一期,一般一个社保病人自己所付费用为一千元以下,多数病人每月只需掏出一两百便可享受到医院的社区医疗服务。组织护士参加香港康复护理学习向阳医院服务的半径范围多处于老城区,对老龄人以及慢性病人的社区医疗服务,成为其一项重要内容。在辖区推进医疗改革的同时,社区医院并非一味“等靠要”,其“强基”的步伐也在同步迈进。今年1月份,向阳医院与香港护士训练教育基金会、佛山市中医院联合,成立了佛山市康复延续护理志愿工作小组,由居委会、市中医院专家以及向阳医院的专科康复护理成员参与,率先对福禄社区出院后的中风和COPD(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患者,定期上门为家庭病人提供康复护理训练和指导,并组织专家组定期开展专业技术指导,以及举行分享交流会。该医院的护士陆续参加了由香港护士训练基金会及中医院组织的康复护理学习班,让科室护理人员学习掌握香港老师传教的康复护理技能,包括中风及COPD的康复护理等内容。根据向阳医院提供的数据,该医院登记在册的462张家庭病床床位,其中380名病人为中风患者,占总人数的82.2%,COPD患者为55名,约占总人数的11.9%,其他病患为27人,占比为5%。中风在医学上叫“脑卒中”,由于其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以及并发症多的特点,与冠心病、癌症并列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三大疾病之一。根据目前的医疗水平,中风病人若及时治疗,大多能挽救生命,但与发达国家80%以上的康复率相比,中国存活下来的中风病人有相当大一部分留下偏瘫、失语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香港的经验更为细致和人性化,譬如老师会教你用空调的一些特殊部件来制作简易的康复工具,可以让中风康复患者加强练习,避免肌肉萎缩,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可以得到很好的康复效果。”梁江云表示,而像上述叶婆婆那样的COPD患者,重度患者有可能动一下身体,就咳喘不停,需要更细致的看护和更专业的照料。“对于社区医疗服务的铺排,香港方面细致到家庭成员的基础医疗知识的普及、医疗用药的引导、乃至家居摆设等诸多方面,从细处着手。在此经验推广的基础上,禅城未来的社区卫生服务也将更人性化和专业化。”她说。基层医院简介 佛山市中医院禅城高新区医院佛山市中医院禅城高新区医院成立于1958年,是一家具有二级医院规模的综合医院,现有在职员工330人,固定资产1.08亿元,占地面积近1.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3万平方米。该医院住院部目前医院设有临床医技科室24个,实际开设内、外、妇、儿病床共159张,除院本部外,还设有上朗、东鄱、古灶、大江等12个社区卫生服务站。2013年医院年门诊量达61.6万人次,其中有37%的病人在12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就诊。禅城区向阳医院向阳医院成立于1958年10月,1993年又名禅城区口腔医院。坐落在佛山市禅城区公正路93号,是一所以口腔专科为特色,集医疗、教学、保健、预防、康复、计划生育技术指导于一体的综合性医院。该医院为一甲医院,现有医疗用房共5841.26m2,其中口腔医院占2459.21m2;社区门诊占3382.05m2。该医院去年的门诊量为89万/人次,社保人数占72%。医院拥有建设和圣堂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院在岗职工约253人,拥有462张家庭病床。其牙科为特色专科,每年就诊人数约10万人。(原文标题:基层医院戴市级帽子能否改变弱势现状?)
  • 106789
    10:31
    按照原计划,北京市医改办会在6月以前从北京市发改委划归到北京市卫计委,但目前北京市医改办的人、财、物仍然在“原地踏步”。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钟东波日前透露,至今未接到北京市医改办划归市卫计委的正式通知。有业内人士透露,医改作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制度改革,需要强势部门去协调各方利益。今年是新医改启动的第六个年头,在改革不断向前推进之时,相关部门的博弈程度也在逐渐上升。北京市卫计委称未接到划归通知在北京市2014年卫生计生工作会议上,北京市政府相关负责人曾明确表态,今年6月以前,北京市医改办要从市发改委“搬家”到刚刚组建完成的北京市卫计委。然而,距离最后期限仅剩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两个部门却均未显示出调整迹象。“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接到医改办划归到卫计委的通知。”日前,钟东波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对此十分谨慎,表示关于人事调动的事项需要市编办来确认。北京市医改办处长王友学4月16日也表示,对北京市医改办的最终归属问题,自己并不方便表态。北京市卫计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甚至向北京商报记者直言,北京市医改办的划归肯定无法如期进行。医改办“徘徊不定”的不只是北京。截至目前,全国近半数省份的医改办还设在发改委,其他的则是在去年的机构改革中,从发改委划入到卫计委。脱离发改委 医改办难“硬气”去年,国家卫计委的“三定”方案明确将原先由国家发改委承担的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划入国家卫计委。同时,国家卫计委增设体制改革司承接国务院医改办具体工作。不过,最近业内已有“国家医改办重回国家发改委”的传闻。北京商报记者4月16日对此采访多位专家时均被告知,国家医改办“折返”的消息已经是业内公开的秘密了。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刘国恩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最初的划归源于国家医改办主任孙志刚在机构改革中被任命为新组建的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由于同时兼任国家医改办主任,为了便于工作,国家医改办的大部分人马来到了国家卫计委。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教授崔小波则认为,把医改办“搬”到卫计委,实际上是为了在以市场为中心的前提下,弱化发改委药价调整的职能。不过,实际运行却没有那么顺利。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透露,个别省份在医改办划归到卫计委之后,召集各部门开会十分困难。“例如人保、财政等强势部门,卫计委召集的会议可能只会派名处长参加,而过去发改委医改办召集的会议,这些部门会有主要负责人参会,这是因为发改委管理各部门的计划和协调工作,更”硬气“。”这位业内人士说。多年来,医改办也时常显示出与卫生部门在政策层面的不一致。比如在药品集中采购方面,原卫生部等七部委早在2010年就出台文件明确规定不得进行“二次议价”。但有媒体报道称,去年11月中旬,国家发改委在医药价格座谈会上,明确表态支持“二次议价”,以此挤出药价“水分”。专家:高层级部门才能牵动医改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医改涉及部门众多、牵扯利益复杂,因此更要有强有力的部门来协调实施。在新医改过去几年中,国务院和地方医改办一直发挥着部门协调的作用。“医改并不是改医院、改医生,而是机制和体制的改变,要有协同性并且有权威,发改委可以从全局出发,统一对各部门进行协调。”崔小波说,卫计委是医改的对象之一,如果让卫计委自己改自己,显然并不适合。事实上,医改中所涉及到的部门也正是利益相互博弈的部门。刘国恩认为,改革就是要改变已经固化了的利益格局,让资源重新调配,而发改委和卫计委都是利益的相关方。“医改办的最终设立应在更高层的决策机构,比如中央和地方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样才能发挥医改工作的权威性。”刘国恩说。
  • 106788
    10:26
    针对部分医生反映开办私人诊所遭遇“审批难”。4月15日,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回应,将推动简化私人诊所的审批标准、流程,并有望通过部门联动、现场确认等方式提高审批效率。诊所选址等有望放松今年,北京明确提出鼓励开办私人诊所。而有媒体报道,一名中医称在京办诊所如同“走长征路”,光审批就花了一年半。微博红人于莺,也多次吐槽开办诊所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难处。“私人诊所审批需要作调整。”昨天,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钟东波回应称,对于私人诊所审批中面积、标准是否能够“瘦身”,北京将会和国家卫生计生委沟通并提出建议,对于目前开办私人诊所的一些管制标准再作研究,看是否能够放松。根据目前规定,私人诊所开办之前首先会面临选址的“卡位”,对于布局位置、区域之间诊所的数量及距离等,都会受到约束,北京市也针对社会办医的医疗资源设置进行了规划。钟东波表示,北京将会研究放松对区域私人诊所数量、距离等方面的控制。“政府要重点监管同安全质量有关系的方面。”钟东波认为,对于私人诊所的审批,完全可以去除与医疗安全质量没有关系的一些标准,比如像对诊所面积的要求,也可以不过于“较真”。但审批标准是否能够“松绑”,涉及中央和地方的职权问题。医生资格监管只会加强一家私人诊所开办,需要经过卫生、消防、环保、工商等众多部门的许可,每个部门审批都要一整套申报材料,且不免有重复性。钟东波表示,北京将研究从审批程序上进一步简化,“将一些没必要提供的材料予以精简”,同时将有望通过联动,节约私人诊所审批时间。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医政处副处长齐世明介绍,目前,私人诊所虽已有很多审批手续是在网上进行,但还会有一些现场确认环节。对此,北京将会出台规范,明确申办私人诊所的一整套流程和标准,规范各部门现场确认审批的时限,以缩短审批周期。此外,北京下一步还会厘清属地管理责任、厘清区县及市级管理范围。钟东波强调,简化审批不代表放松对私人诊所的质量控制,对私人诊所的“管制”最重要的核心便是医生资格,这方面北京不会有所松动,“对医生资格、能力的审核,是对医疗安全质量保障的关键,所以还会加强监管”。(原标题:北京酝酿推动简化私人诊所审批)
  • 106787
    10:24
    国家发改委、国家卫计委日前要求非公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要求各地不得以任何方式对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进行不当干预。消息一出,引发非公市场一片欢呼,似乎民营医院发展的春天近在眼前。但北京朝阳区非公医疗协会秘书长赵锡银认为,自主定价不等同自由定价,民营医疗机构应实行价格备案制。成本高,民营医疗价格高于公立医院4月9日,国家发改委、国家卫生计生委、人保部联合发布《关于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非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所有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各地不得以任何方式对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进行不当干预。作为高端民营医院,北京基恩医院是一家集中医脊椎外科、整形科、皮肤科、口腔科、妇科等诊疗科目于一体的民营医疗机构。这里的中医大夫唐忻向记者表示,一直以来非公立医疗机构与公立医疗机构竞争中就处于弱势地位,现在国家在政策上逐步倾斜,给非公立医疗机构释放了很好的信号,加大了非公立医疗机构的竞争筹码,像此次放开医疗服务价格,无疑会提高他们参与医疗市场的积极性。北京朝阳区非公医疗协会秘书长赵锡银认为,目前非公医疗机构在实际操作中已经是市场来调节医疗服务价格了。现在公立医院和非公医疗机构实行价格双轨制,在公立医院,医疗价格是政府指导价,在非公医疗机构实行市场调节价。像和睦家这样的高端非公医院有自己的高端客户群,价位高于公立医院的政府指导价。而在城乡接合部的民营小诊所,给收入不高的外来打工人员看病,服务价格低于公立医院社区服务中心的价格,这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这些患者看病要求不高,也往往是头疼脑热的小病。他指出,即使政府不放开民营医疗的服务价格,一般而言民营医院价格都要高于公立医院。民营医院要交房租,现在租金很贵。公立医院房产是国家的,不交房租。公立医院不上税,现在民营医院营业税取消了,但是还在交所得税,这个税收也比较高。民营医院的水电气执行商业企业最高价,这也增加了成本。人员成本,医生和护士的工资成本不高,但民营医院需要高薪聘请专家来医院,这四大成本只有工资成本和公立医院相差无几,其他三项都是公立医院没有的。“因而市场调节价,民营医院按照成本核算进行运作,一般而言价位会高于政府指导价。”赵锡银如是说。竞争激烈,涨价不会大量涌现赵锡银认为,虽然政府放开非公医疗机构的服务价格,但不会引发涨价潮和并购潮,非公医疗市场客户群比较稳定。北京东宫美容整形医院院长高璞认为,不要担心出现涨价潮这样的问题,非公立医疗机构与公立医疗机构既有互补关系,也存在竞争,医疗服务价格是吸引患者的一个重要筹码。在医疗服务质量相同或相近的前提下,谁的价格高谁就在竞争中居下风,老百姓心中有数,自会选择价格实惠、服务好的医院就医,自然不会出现医药涨价的情况。以医疗整形为例,作为特色医疗项目,本身属于自费项目,不走医保,事实上早些年就已经实行市场调节来定价,虽没有具体的明文规范,但有行业参照。高璞说,一般药品进货时有明码标价,项目内容也是公开透明,按照医师的能力水平、临床操作的难易程度和提供的服务质量来定价,这些年运作下来,价位还是比较有序、合理的。“市场的认可度是检验医疗机构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的第一标准,这就要求能者居之,如果医疗和服务不理想,医院出的价格再低也是会被市场淘汰的。而为了树立口碑,扩大影响力,医院也会控制费用,优化服务,吸引患者前来就诊。”高璞表示。此次国家发改委放开医疗服务价格,可以说这是促进医疗市场化的第一步。新办法虽然减少了政府干预,但对非公立医院来说也是竞争的开始,更是放大了“服务”这个功能,提升医疗机构服务效率,优胜劣汰,有利于提升行业整体水平。限制暴利,自主定价不等于自由定价做医疗资本市场分析的李先生告诉记者,由市场来调节价格,民营医院院长该怎么经营就怎么经营,不会因为政策把价格放开而涨价。现在和睦家、儿童新世纪医院这样的医院早就有了自己的客户群,有多大的市场就有多大的机会。民营医疗机构是以服务取胜的,让医院自己定价,那么就可以根据社会需求扩大服务种类,增加特需医疗服务等高端、个性化的医疗服务比重,增强其盈利能力。“患者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也存在差异化,医疗服务应该像其他产品一样有差异化服务,就要有差异化收费。”唐忻认为。赵锡银对此观点赞同,他表示,在民营高端妇产医院,有的产妇要求接生的医生和护士必须是什么属相等,这种个性化服务会增加医院的运营成本,从而费用也随之提高。“但是自主定价不等于自由定价,国家通过政策文件放开服务价格,民营医院要在规范的基础上遵循市场规律来自主定价。政府要出台引导性原则意见,限制暴利。”赵锡银举例,有的民营妇产医院打出了16.8万元接生一个孩子的费用,这16.8万元怎么核算出来的,这就需要政府进行相关市场调研,了解市场。物价局可以参与民营医院定价,对其定价实行备案制。
  • 106759
    11:46
       编者按  医改的确千头万绪,但仍可归结在如何破解“以药补医”、如何创新体制机制、如何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等三大问题之中。其间,很重要的是医疗供给资源中的医生资源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功效。本刊2009年一篇封面报道就曾提出:医改的一大关节即在于“解放医生”。  多年来,决策层面与社会各方,都在寻求根本性解决医患冲突的通路,医改试验百花齐放,路径折冲反复。观其要点,不外为二:一为医,一为患。  本刊记者通过对“急诊科女超人”于莺、“烧伤超人阿宝”宁方刚以及一批医生在医院内外真实经历的采访,注意到了当前医改中面临的两大难题:一是“医生自由执业”改革单兵突进,尚缺乏制度配套;二是“医保总额预付制”这一政策设计,似乎让医院出现推诿病人的现象。  当前医界现状之痛,不仅痛在患者身心,同样也痛在医生心头。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不能完全依赖“医者仁心”和“蜡炬成灰泪始干”的道德奉献,更多的,需要在医疗资源的有效供给上,展现直面现实问题、创造未来的治理智慧。  “日瓦戈”在中国  《执业医师法》的存在,造成医生与医院谈判时处于弱势的一方。陈秋霖在调研过程中了解了这项规定的初衷---“就好像一只鸡不能临到生蛋的时候跑到别人家去。”  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  ---里尔克  1956年,在帕斯捷尔纳克那部著名的小说里,日瓦戈医生厌恶并希望远离政治,但终究被政治裹挟进去。50多年后,医院里的医生们正面临着日瓦戈式的困境,长期处在灰色地带的他们,带着难以言说的无奈。  在本刊记者采访过程中,多数医生需要得到医院领导或者院方宣传处的同意,有的需要内容审核,有的则不让医生接受采访。  过度保护院方的权益  “你不知道那一次把我折磨得有多惨。”积水潭医院主治医师宁方刚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完这句话后,忍不住爆了句粗口。  宁方刚在新浪微博上的ID为“烧伤超人阿宝”,有12万粉丝,他习惯用这个账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对医疗事件的看法。  他口中的“那一次”,是从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到积水潭医院办理执业医师迁移。由于办理迁移手续需要原单位的审批同意,宁方刚退掉花钱买的原单位福利房,还要用送礼、请客的方式融通“环节”。面对医院开出的一个个苛刻条件,宁方刚“求爷爷告奶奶”,终于完成了这个迁移。  “中国现在的执业制度特别死板。”宁方刚说,“执业证书上写了你在积水潭医院上班,那么你就只能在积水潭医院行医,哪怕你去离积水潭医院100米的医院去做个手术,从理论上讲都是非法行医。”  宁方刚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竟不能自由地看病。”  还有变更执业地点时需要原单位的同意,这也是宁方刚述说把自己“折磨疯了”的一点。执业证书必须每年由单位送卫生部门进行注册。  “这个过程有时会很长,若拖到注册期之后,一年之内连个处方都开不了,有的甚至是两年,哪个年轻医生受得了两年的空白期?”宁方刚说。  《执业医师法》的一些规定,让医生处在与医院谈判时弱势的一方。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秋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执业医师法中规定,医生想要拿到合法的执业执照需要由所在机构申请。”  陈秋霖在调研过程中了解了这项规定的初衷---“就好像一只鸡不能临到生蛋的时候跑到别人家去。”  陈秋霖认为,更好的解决方式可以是将医生的执业资格与雇佣关系拆开,执业资格由第三方机构来认证,不再通过医院,“这样医生与医院都获得了选择的自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认为,应当尽快修改《执业医师法》。“取消对医生执业的限制,凡是有合法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的医生,可以自主开办个体或合伙制诊所,这是优秀医生进入社区的一个先决条件。”朱恒鹏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被误解的“民粹”  宁方刚身上展示出的正是这种冲突:一方面,他想自由执业,另一方面,他又只能留在公立医院。  他说,他仔细读过朱恒鹏《医患冲突恶化的根源及解决对策》这篇文章,“朱老师的思路对一线医生是最有利的,如果能够自由执业,收入翻番不成问题,但是,这套方案是休克式疗法,我也怀疑在转换过程的阵痛期会不会把人‘痛死’。”  朱恒鹏的方案建议,建立门诊社区守门人制度,以此形成有效的分级诊疗制度;其次是公立医院改制和改革,建立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民营医院为主体、竞争充分的医院市场。  朱恒鹏称自己是一个经济学爱好者,经常会与一些人线下交流,场面往往是他作为唯一一个反对方与众人辩论。他常常举欧洲革命中“流氓无产者”的例子,试图说服那些将“自由市场”想得太过美好的“奥派弟兄们”。  在一次录制节目中,宁方刚见识到了他口中描述的现象。“节目里有个老专家就说,看病贵看病难需要政府掏钱解决,然后满场都是老头老太太哗哗的掌声。老太太自己还说每月就1000块钱,看不起病。”宁方刚说。  那次节目现场,让他觉得在许多人心目中,医疗应该是这样的:花几块钱,挂个最好的专家号,完全不用等待就见到医生,对方耐心细致地服务,不用什么检查,开十几块钱的药物,回家吃了就立马痊愈。  他也终于意识到,许多人对医疗现状的认识和整天在一线忙碌的医生相比,竟有如此巨大的差别。  宁方刚在那次节目里用一句话作了总结:你们全部的观点,我都不同意。  他认为,在一个体系稳定之后再向另一个体系转变的过程中,或许会在一个时空里出现一个无法令人接受的局面。方案的背后或许有益于民众,但单单上调问诊费用就会引来民意不满。  当本刊记者把这些疑问抛给朱恒鹏时,他说:“如果认为压制住医生的收费才会让老百姓看得上病,那恰恰是看病贵的根本原因之一。认为把挂号费限定在5块钱就能让老百姓看得起病了,这种说法带来的不但是老百姓看不起病,而且还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朱恒鹏认为,“民粹”思想在不少媒体上的蔓延,实际上是误导了民众。医改如果存在阵痛的话,唯一的就是卫生部门的利益受到损失。  压低的收入与被分配的任务  2012年,由广州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公布的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表显示,按中位数排名,“西医医师”在所列举的473个职业与工种中,排名第201位。  一份中国医生薪酬情况调查报告发布之后,已经从北京协和医院辞职的于莺(网民“急诊女超人”)很快评论道:“请再统计一份灰色收入后的薪酬情况及没有药扣的医生比例。”  于莺对记者解释说,不拿回扣的医生不少,但这个制度下,太吃亏。医生理应是高收入,而且应该是明面儿上的高收入。  医生的劳动价值无法显示,但在“黑市”上,一个三甲医院的专家号甚至可以炒到1000元,北京市某三甲医院医生刘志华对记者说,这就是市场给出的价值反映。  在刘志华的科室,每个医生都有医保限额,每个病人平均的保额不能超过3万元,每个病人被要求平均住院时间不超过15天。作为一名外科大夫,刘志华接触的病人大都需要长时间住院与高保额分配,超出预算成为经常性事件,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扣奖金扣绩效工资。  “临床医生负担增大的同时,患者自费药品还要控制比率,不能超过15%~20%,那些危重病人怎么控制?这是把困难留给了医生。”刘志华说。  目前中国的医保付费方式为“总额预付制”。在医院层面上实施“总额预付制”,等于把一个大的风险池分级为一个个小风险池,每个小风险池对应着一个医院,让医院来承担医疗费用波动的风险。因此,推诿危重和高费用病人就成为总额预付制的一个自然特征,《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多地医院拒收医保病人,其背后的原因就有医保费用的支付方式。  现在的情况是,医院又把医保资金定额分解到每个科室,科室再把额度分解到医生,风险池越来越小,医保的风险分散功能越来越弱,事实上等于把风险转嫁给医生承担。  朱恒鹏调研的结果表明,最近十多年来,基于规避医疗风险和医患纠纷的考量,医院推诿病人现象已不是个例,但是为何没有因此带来患者的很大不满?原因就在于医院和医生的推诿相当策略,使患者不易察觉。  刘志华至今还记得,在医学院读书时,他誊写在笔记本上的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维护医术的圣洁与尊严。  “现在的医生就是这么分裂地生活在中间地带。”刘志华说。  灰色的中间地带  在医院,刘志华常会困惑:为什么医保资金结余7674亿元,却不补贴给医生?为什么要给患者提供这样高的医疗保障?国家资金承担不起,为什么要通过压缩医生的劳动价值?  “政府给病人是一个免费修航母的承诺,给医生是一个修自行车的钱。”刘志华说。  有一次,刘志华接到一个危重病人,到医院时已经处于肾衰竭的状态。孩子母亲说:孩子是什么情况我都明白,即便是卖房子也要把钱凑齐,如果孩子救不活,我这辈子就没活着的意义了。  压力可想而知,刘志华那半个月几乎住在医院里。当孩子从重症监护室转移到普通病房,母子俩抱头痛哭时,他感觉自己就像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这种感觉用钱是买不到的,你可以说是医学院的洗脑,但是,很爽。”  享受治病救人、掌握生死的同时,刘志华也不得不在处方与检查上远离他心中的理想主义情结,妥协与挣扎在所难免。  “如果一看病患很穷,那我就会开一些价格偏低的药,可能副作用会稍强,也可能只是产品的第一代;如果一看是个土豪,那我可能会在必备药品的基础上,开一些辅助性用药,产品也会新一点。这里面虽然有弹性但是没有多大,更何况这些处方也是要检查的。”  陈秋霖向本刊记者证实了这个说法,每年有大部分的毕业生都会到医保部门去核实处方,检查率可达到30%。  “现在医生还有点收入,一上午门诊多看四五十个病人,拿点挂号费的提成,是挺没出息,但是有这点刺激,医生还可以继续做,要不然真没法活。”刘志华接着说起儿科医生,“全国现在注册儿科医生6万人,缺口有将近20万。医院收入来源于药品,小儿用药少,只有大人的十分之一,奖金低,儿科医生不挣钱。再加上儿科属于哑科,误诊率高,暴力事件多发,儿科医生流失很快。”  儿科医生的写照如同是中国医生的一个缩影,而在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里,吴秀波饰演的北京阜外医院医生对西雅图华人医生说的那句“我一天看的病人比你一周看的还多”,也成为一个真实的注脚。  参差不齐的私立医院  协和医学博士冯唐在他的给“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写的信中,这样描述中国的医院:“和过去相比,大夫的挂号费涨了点,还是在一本时尚杂志的价格上下,一上午还是要看几十个病人,还是要忍尿忍屎忍饿忍饥,每个病人还是只能给几分钟的问诊时间。大医院继续像战时医院或者灾后医院,从黑夜到白天,大医院到处是病人和陪病人来的家属,目光所及都是临时病床和支起的吊瓶。”  现在的身份是华润医疗CEO的冯唐,正在试图收购公立医院,通过更加有效的管理来改变这一局面。  私立医院北京和睦家医院以高收费著称,陈秋霖将其形容为五星级酒店式的医疗服务机构,从医院门卫配戴白色迎宾手套这个简单的细节,就可以看出它的与众不同。  “有人认为花十几块钱排两天能看到一个专家号很好,同样也有人会认为花几百块诊费不用消耗时间很好,每个人的观念是不同的。对不少人来讲,时间也是价值。”和睦家医院院长盘仲莹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在和睦家,医生没有利益指标与压力,可以做一个纯粹的医生。”  在北京大学一个民营医院院长培训班上,谈到民营医院做无痛人流广告与合理避孕的普及问题时,有的民营医院院长直率地说:宣传避孕信息对于院方得不到任何好处,而做无痛人流广告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和睦家不会做这样的广告,这不是我们的‘道’,也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对于一个心脏介入手术,和睦家最先考虑的不是手术怎么做,而是需不需要做,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方式。”盘仲莹说。  价值观的构建需要给医生合理的收入,足够体面的生活,执业的荣誉感与安全感,还有对于非主观过失的宽容。  曲家铭是一位从北京某三甲医院进入到和睦家医院的医生。她形容说,公立医院像个大超市,在升任高级职称后,6年时间里门诊费用都是14元,一天的门诊需要看六七十个病人,而在和睦家,预约制的门诊机制下,只需要看六七个病人。  当本刊记者向曲医生询问诊费时,一直陪同本刊记者采访的和睦家市场部工作人员小心地中止了这个话题,他们认为这样对比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和睦家的收费标准与公立医院的标准完全是两个体系”。据在这里看过病的人讲,和睦家医院的诊金是由病情难易、问诊时间多少来决定的,每次诊金几百元不等。  不难发现,价格永远挑弄着众人的神经。  宁方刚几次与私立医院接触的经历并不美好,“你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不管病人死活,简直就是明抢。”他甚至说,“资本从来都是嫌贫爱富的,也许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可以解决,但现在还没有。”  一些“莆田系”的骗子医院让民营医院的声誉蒙上了灰尘,陈秋霖担忧的是:大量社会资本注入健康服务业,会形成新的泡沫。“过多的PE(私募股权投资)、VC(风险投资)的投入意味着快速回报的强调,这与医疗业长期投入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此外,陈秋霖也注意到许多药企在收购医院,包括金陵药业与华润制药,在医药分离这样的共识下,“药企买医院”成了中国医疗市场的一个特色。朱恒鹏也认为这种现象长期来看是不正常的,但是作为改革过程中的某种过渡,是可以接受的。  新丁  距离北京980公里的吉林大学医学院学生李月似乎与这场争论无关。今年夏天,她就要到复旦中山医院接受研究生教育,对于医生的“自由执业”与医保配额她并不关心,她反问本刊记者,“你知道今年发生了多少起杀医伤医事件吗?”  李月说,在医院超声科实习的时候,三台机器一块做检查,一天要做500多个心电图,就这样,还有患者家属说,你们天天都干啥了!当本刊记者指出红包与灰色收入的时候,李月觉得这也是她不愿与这个行业之外的人交谈的原因,“大概隔行如隔山吧。”  “我们都想做个好医生。”李月说,好医生的定义就是治病救人,为患者着想。她说,“我们的老师们也是这么做的---起码在我们看来是。”  据相关媒体报道,2010年,全国医闹事件共有17243起,比5年前多了近7000起。2013年前8个月伤医事件共有2240起,比2012年全年的1865起多20%。  等待李月的,还有3年研究生与3年住院医师培训,这6年之后,究竟是一个轮回还是一次新生?
  • 106758
    11:45
      设立在北京众多公立医院的“特需”和国际医疗服务,向来因“特权服务”、“VIP”等备受争议。记者从北京市卫计委获悉,今年北京将进一步削减公立医院特需医疗规模,各公立医院压缩“特需”的情况,今后将纳入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和医院评审挂钩。  部分特需床位费每天上千元  原卫生部提出的医改方案明确表示应控制公立医院特需服务规模,公立医院提供特需服务的比例不超过全部医疗服务的10%。  北京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坦言,目前在京很多大医院都开设了特需门诊,比例不一。有的医院开展的特需医疗服务比例超过了10%。  对于公立医院特需服务的价格,各地多采用“备案制”,即由各医院自行确定,向相关部门报备即可。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钟东波近日提出,由于公立医院提供的特需服务可“绕开”医疗服务价格的管制,因此公立医院有扩大特需服务规模的意愿。  以住院收费为例,按照北京市发改委网站公布的医疗价格收费标准,普通病房床位费标准多在每床20元一天。即便是带有“VIP”色彩的干部病房,收费标准也多为每天80元—100元。比如协和医院新病房楼的干部病房单人间,定价为每天100元。相比之下,部分医院“特需”每天上千元的床位费大约是干部病房单间的10倍。  钟东波表示,今年北京已提出进一步控制公立医院特需医疗服务。先将各大医院提供的特需服务比例严格控制在规定的10%以内,之后再进一步压缩。各大医院压缩“特需”的情况,将作为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的指标,纳入医院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并和医院评审挂钩。  一些医院压缩特需床位规模  据记者了解,一些医院已经主动压缩特需床位的规模。像朝阳医院,特需床位数已压缩到16张。煤炭总医院的500张床位中,特需大约是20张。  “医院的普通床位本身就不够,特需的床位也就没有扩大的空间了。”煤炭总医院院长王明晓说,医院压减特需一方面是患者需求的日益增多。另外,对于特需服务,医院投入的成本也比较昂贵。特需一个房间最多两个人,还要配备冰箱、微波炉、电视等,医护人员也要专配。不管是先期投入,还是运行维护成本都比较高。  王明晓表示,特需服务收入在该院整体收入中占比很低,仅为5%左右。如果政府部门硬性要求压缩或取消特需,医院应该可以做到。  ■ 背景  1 特需如何形成?  资料显示,最初的“特需医疗”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当时,为适应一部分高收入人群的特殊需求,部分公立医院开始在门诊挂号、住院条件、护理等方面尝试给高端客户提供特别需求服务,收费标准相应提高。  另外,一些在京公立医院的特需医疗服务始于“外宾”的就诊服务需求。据中日友好医院网站显示,其国际医疗部成立于1997年,“为满足各国驻华使馆官员与家属、在华商会、外企、合资企业的企业家与家属、来华学习工作的专家、教授与家属、观光旅游的宾朋、留学生与国内各界人士的医疗保健需要而设立。”  北京医师协会一名负责人曾在中日友好医院国际医疗部任职。他介绍,上世纪90年代末期,国际医疗部的外宾患者占70%,而后来,“内宾”逐步取代了外宾。  记者询问多家大医院均被告知,“特需”不论是门诊还是住院,对于患者的身份均没有任何限制。  2 特需特在哪儿?  自去年怀孕起,家住朝阳区的顾小姐便选择挂朝阳医院产科的特需号做产检。她说,普通产科号非常难挂,人多,还需要排队。在特需做产检效率高,等候时间明显减少,就诊环境也更好。特需门诊由于人少,医生也有时间和病人进行更充分的交流。  一项网络调查显示,1500名受访者中,88%曾挂过医院特需号。大部分受访者表示,挂特需号是看重医生的经验丰富和医术高。但实际上,很多医院的普通门诊专家号和特需门诊由同一专家出诊,冠以“特需”之后,价格便翻了十来倍。  在住院方面,“特需”无疑会有更好的硬件设施条件。很多医院的特需病房都是单人间。  ■ 对话  “特需服务将逐步淡出公立医院”  市卫计委副主任钟东波说,这取决于非公立医院发展步伐,暂时不会硬性取消  新京报:怎么看待公立医院特需服务的产生?  钟东波:公立医院特需服务的存在有其历史背景,也有现实原因,比如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不够合理,而特需服务能够弥补公立医院的收入,能体现医生的价值。从外部原因看,社会上也存在对特需医疗的市场需求,但目前民营医疗机构不能完全供给这部分服务。  新京报:北京此次提出控制特需服务的规模,出于怎样的考虑?  钟东波:从价值判断上,公立医院开展大量的特需服务是一种对于公共资源的挤占,不符合公立医院公益性定位。而且也压缩了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发展空间,造成了医疗服务资源配置的一种失衡。  新京报:北京会不会将特需服务完全“剥离”出公立医院?  钟东波:特需服务逐步淡出公立医院会是一种大趋势,但暂时不会硬性取消。北京目前完全取消特需医疗还不具备条件。不光是北京,从全国来看,特需服务完全“剥离”也很难实现,目前只有上海明确提出了这一点,但也尚未全部实现。  新京报:为什么不能够完全取消,困难在哪里?  钟东波:目前,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发展步伐还没有跟上,特需服务如果完全由非公立医院来承接,还做不到。因此,我们要严格控制特需服务在公立医院的发展规模,让特需服务慢慢淡出。淡出的进度很大程度取决于非公立医院的发展步伐,也就是何时他们能够将这部分市场、服务承接过来。另外,还会和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进度有关。  新京报:公立医院压缩特需,是否会对医院的运营造成冲击?  钟东波:我们希望随着公立医院改革的进程,政府对于医疗服务价格首先有一个更合理的调整,同时对于医护人员薪酬制度体系的建设、对公立医院实行的财政补助机制实行改革,这样公立医院就没有必要通过开展特需服务来创收了,能够更好地保障基本医疗,坚持其公益性属性。  ■ 探访  患者住“单间”半年花费数十万  中日友好医院的门诊楼东侧,辟出了专门的“国际医疗部”,和门诊楼其他空间用玻璃门隔断。前日下午2时,张伟(化名)进入住院区探望80多岁的母亲时,一名护士向他点头微笑。“这里环境很宽松,陪护、探视都没有限制,有私立医院的感觉。”张伟说。  张伟的母亲因患脑梗,在这里住院半年。“总花费大概是几十万元,医保不能报销,但可以通过商业保险报销一部分。”张伟选择的病房是床位收费最低的——每天300元,十来平米的小单间陈设齐全,配有独立卫生间、冰箱、彩电和沙发。  张伟看中的,一方面是国际医疗部的诊疗环境。“院子鸟语花香,餐厅是单独的,医护人员都很尊重病人和家属,等于花钱买到了好的服务,贵点值得。”他觉得,更重要的是,比起众多私立医院,中日友好医院是公立三甲医院,医疗技术和水平更让人放心。  除了300元的“小单间”,中日友好医院国际医疗部还设有800元的大房间,另外还有6间“套间”,一天费用达到1500元。但是,选择“特需”的患者还是络绎不绝。  据中日友好医院护士介绍,国际医疗部的门诊挂号费是200元-300元;诊疗费大约是同等普通诊疗花费的3倍。住院患者需要先经过门诊治疗,由医生开出住院条,等候床位。尽管如此,床位已经完全排满,“有时候预约需要等两三个月。”  同样是高出普通诊疗服务价格数倍,妇产医院、友谊医院的特需病房也都床位紧张,预约需要等候。  除了特需门诊、特需病房之外,目前各大公立医院提供的特需服务还包含健康体检、医学美容等。友谊医院的特需医疗部门包含一个“医学美容中心”,能开展整形美容、激光美容等,还设有手术室、住院病房等。301医院的国际医学中心定位为“高端医疗保健会所”,模式为会员制服务。
  • 106755
    11:42
    安徽医改,确切地说是基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创造出来的安徽模式,自其推行至今仍存有广泛的争议。安徽省医改办陈仕君对记者坦言,他们注意到了那些争议的声音。不过,医改在国内一直面临着走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两种路径争论,这一争论从未停止。李玲,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国内关注医改的知名专家,曾于2011年到安徽进行实地调研,是安徽基层医改模式的坚定支持者。日前,她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记者:从总体上看,您认为安徽的医改进行到现在,能否算是成功的,总体评价能不能谈谈?李玲:安徽省创造性地落实国家医改政策,在一个人口相当于欧洲国家的中部大省,率先实现了基层医疗卫生体制机制的根本变革。安徽医改最鲜明的成效是,明确了政府责任,建立了全新的公益性体制机制。安徽医改直面了当前医改过程中最紧迫、最突出的矛盾,成为全国医改的重要突破口,为公立医院改革进行了全面演习。就像当年小岗村为经济改革闯出了新路一样,今天的安徽医改又为我国社会建设探索出新的道路。记者:有观点认为,安徽基层医改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当地进行了调整,某种程度意味着改革的失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李玲:改革初期,安徽也出现过一些药品配送不及时、一些基层医务人员积极性下降等问题,这些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改革的关键是破除“以药养医”,坚持公益性,只要政府责任真正到位,改革就能够取得预期成效。同时,由于公立医院改革尚未完全推开,基层医改的成效也受到影响,等公立医院也实现公益性后,基层医改的成效就将更加明显。记者:在您看来,安徽医改经验最主要的是什么?是否可以复制推广?李玲:安徽基层医改推行的综合改革。不过,很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医改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纵观各国医改成败经验,凡是医改成功的国家,政府和领导人都具备强大的政治决心和组织保障,而医改失败或者进展缓慢的国家都往往缺乏必要的领导力和执行力。同样,国内医改做得好的地方,主要是当地领导干部愿干、能干。安徽要求,各级党委一把手要亲自过问医改,各级政府一把手是医改的第一责任人。以前我们在很多地方调研时,发现地方领导还是喜欢谈经济、谈项目,对教育、卫生等民生问题谈得不多,但是在安徽发现,除了医改和卫生系统的干部外,还有一大批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和许多非卫生部门的领导,说起医改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对每一个细节都十分了解。有的市委书记说,研究医改上了瘾,对医改有了感情。这是深化医改乃至加强整个社会建设的宝贵财富。安徽医改一开始,就受到了国务院有关领导和医改领导小组的重视,随后地方经验在全国推广,上升为全国的政策。这种自上而下领导推动、自下而上探索试点、上下联动有机集成的医改道路,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是其他一些国家很难做到的。记者:从全国范围来看,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时,补偿机制也是探索的难点问题之一,您认为它能不能走基层医改的路子?李玲: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扭转“以药养医”的补偿机制,我认为转变的基本思路是:扭转医护人员收入和药品、检查业务量直接挂钩的机制,利用财政投入、医保资金或者提高服务收费,支付公立医院医护人员的绩效工资。我们此前有过调研,转变补偿机制完全是可行的。现在药品和检查是医院最主要的利润来源,如果这两样都严格执行成本价,在医生的实际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财政或医保对额外需要补偿的缺口约占当前费用的三分之一,医院就可以正常运行。我们调研的地方人口是37万,按这一规模估算,全国县域医院每年增加支出400多亿元即可补齐。实际上,如果改革进行得彻底,在现有的投入水平下,把虚高的药品费用全部挤出来,让利给患者和医务人员,仅仅通过调整结构也能实现改革目标。记者:一直以来,外界都担心是否地方财力困难会导致改革难以为继?李玲:我一直强调,政府正确的执政理念与强大的执政能力才是医改成功的关键。湖南桑植,是国家级贫困县,却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农民在乡镇卫生院住院全报销。桑植县医改的启示是,实行住院全报销,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未必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安徽的实践也证明,公益性并不意味着给财政带来沉重负担。安徽综合改革,一年增加财政支出15亿元。只要解决药价虚高问题,对现有卫生费用结构进行调整,财政支出就是可控的。
  • 106751
    11:06
    “你要问我对新医改的感受,我只能说,该我们管的管不了,不该我们管的倒在管。”江苏一家医院的办公室主任对法治周末记者抱怨说,医务人员的招用他们做不了主,像基建、设备本不该他们做主的倒在管。在2009年新医改开启前,江苏就开始探索着医改之路。新医改开启后,江苏也成为试点城市之一。2012年,江苏选取了第一批15个县(市、区)作为公立医院的改革试点。其改革核心,和国家部署的一样,实施药品“零差率”销售以破除“以药养医”机制。法治周末记者在3月下旬对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试点的县级公立医院进行调查时发现,改革后,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和态度都有所改善,但医务人员和老百姓却都没能感受到改与不改之间的差别,就连很多医院也不知道区别在哪里——该负债经营的还是负债经营、该举债建设的还得举债建设。百姓:看病是否降价没感觉江宁区属南京市经济最发达的区之一,江宁医院是县区内少有的三级医院,也是江苏省2012年确定的第一批正式改革的县级医院之一。3月26日下午,法治周末记者在该院普外科等候区,与一位因手指被撞就医的马先生交流,他说:感觉医院就一直没有便宜过,有医保的还好,要是没医保的话那更是承受不起。在药房拿完药的两位女士也称,现在看病和原来一样,没有什么区别。有的甚至还对记者说:“医院的药肯定要比药店里面的贵呀!”法治周末记者在门诊大楼与不同的就医者交谈的1个多小时中,所有人都不知道医院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90%以上的人认为医院的药会比药店里的贵,并且认为检查费比以前贵了很多。“现在做个普通的胃镜检查都要400多元,做无痛的要900多元,原来只要200多元。”因胃部疼痛来医院检查的陆女士坐在门诊大厅里向记者抱怨着,“检查费太高了。”因嫌检查费太高,她最终只花92元开了3盒抑制胃酸的药。3月27日,法治周末记者在扬州市下辖的县级市仪征市人民医院急诊室的输液大厅碰到因尿道炎正在输液的石阿姨。石阿姨和老伴一听记者打听看病的费用,两人条件反射地坐直了本靠在椅子上的身体,其老伴伸着脖子情绪激动地对记者说:“没感觉费用下降,看病的费用比原来还要高了些,特别是诊疗费、服务费太高了。”“每次挂个号都要10元,检查项目太多,又不能确诊。”石阿姨接过老伴的话,“一个尿道炎从(3月)10日看到现在还没有效果。每3天的输液费就是800多元,他们又不让我住院。”记者在输液大厅走访发现,在输液的人群中,每天最低的费用在200多元。他们既没感觉到看病费用的下降,也没听说过零差率药费的政策。连云港(3.86,0.00,0.00%)市灌云县人民医院是苏北的一家二级甲等医院,一位陪父亲来看病的女士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医院的服务态度比以前好一点,但“您问的医疗改革,俺没看出有什么变化”。一位60岁左右的大爷告诉记者,他是来陪家属看心脏病的,住在医院十一楼。他听说了药品零差率销售的改革,但感觉看病总体价格还是贵。他耐心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服务型收费和仪器检查性收费都提高了很多。比如做一个心电图,就比原来贵了20多元;挂号费,原来是2元,现在改为诊疗费10元;住院的床位费原来是每天每张床25元,现在是40元。注射费原来不到1元,现在是4元。”医务人员:改与不改没差别医改除了让百姓得到实惠,还应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收入分配向临床一线、关键岗位、业务骨干等人员倾斜,做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同工同酬,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各改革的医院是否做到了呢?南京市江宁医院普外科的一名医生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我们医院就实行了一个月,院领导看到针灸科的医生1个月拿10000多元,就眼红叫停了。之后又实行老办法,现在大家的收入和原来一样,(相互之间)相差无几。”“什么医改不医改,我们的工资和原来没什么区别,财政就按40%给点基本工资,医院属于半事业单位性质,剩余的部分就靠自己创收了。”仪征市人民医院一外科医生对医改的薪酬政策更是不抱希望。仪征市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也如是说:“我们的工资和原来一样,拿到手就1900多元。”其他医院的医务人员在和记者聊起工资待遇时,更是没听说过还有这种薪酬标准,除了药品不准再加价外,好像整个医改与己无关。灌云县人民医院负责医改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规定目录之内的治疗类药品价格确实做到了零利润。但医务人员的工资收入没有降低,还和以前一样。工作积极性相比以前有所提高。医院的收入减少了15%,政府补贴5%,剩下的10%由医院自己消化。政府补贴的5%按季度或者按年度补贴到位。”医院:仍负债运行、举债建设新医改和之后出台的各类配套措施,都明确要求:“落实各级政府投入责任,符合区域卫生发展规划的公立医院基本建设、大型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建设等发展支出,由同级政府统筹安排,对所办医院履行出资责任,禁止县级公立医院举债建设。”仪征是全国百强县,也是江苏首批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地。就是这么一个百强县的人民医院,却已负债9000多万元,今年还将举债3000多万元维修改造病房和购买医疗设备等。该院财务处的工作人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们医院每年只能偿还银行的利息,本金根本就没能力还。现在医改实行药品不加价后,在省物价局规定的范围内,医院只能在服务、诊疗等费用上提药品降价差额的80%,政府再补偿10%,剩下的10%由医院以加强内部管理消化。该人员还称:医院医改后,政府在财政上还是跟原来一样(没什么支持)。即便现在医院进行病房改造、维修,购买设备也都是没补助的。医院在年初上报计划时,经费来源还得写补助(政府补助)+自筹,“我们都知道上面是不可能有补助的,但写还得这样写”。“我们这是该管的管不了,不该管的倒在管。我们现在医务人员太少了,有的科室两年都招不来一个,人才紧缺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仅这3年内我们医院就流失了50多人。”要说日子好过些,可能还是南京市的江宁医院,他们没有外债,所有的基建、医疗设备都是政府出的钱,他们都不用操心。3月28日,南京市江宁区医改办的符科长向记者证实:江宁医院原本就没有什么外债,现在更不存在外债,需要用钱的地方都是地方财政出。但他也说,江宁的模式不一定适应其他地方。比方说政府在补偿药价差额方面,其他地方补偿5%至10%,而江宁补偿15%,现在就连南京内的标准都没统一起来。灌云县人民医院负责医改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医院的基础设施建设按规定由地方财政承担,但实质上还是由医院自己举债,地方政府只是承诺替医院还债,至于具体什么时候落实到位,还是个未知数。”“医院的技术人员配置是由地方的人事部门来决定,医院没有机会对所安排的人员进行前期的技术调查。由于没有科研项目经费,不能建立自己的科研项目,导致医院医疗水平停滞不前。而这次的医疗改革,重点突出的就是体现医护人员自身的技术价值和服务水平。”省医改办:医院背债确实不合理3月31日,法治周末记者将百姓、医务人员和医院都体会不到医改带来的好处反映给江苏省医改办的王副处长,王副处长说:百姓在这里有个误解,医改的目的并不是立马降低费用,而是让医院的总收入平稳过渡。这需要一个过程,患者只是暂时体会不出来。在破除“以药补医”的机制后,通过实施医疗服务价格综合改革、落实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政策、发挥医疗保险补偿和控费作用,建立对县级公立医院进行合理的补偿机制。对于县级公立医院负债经营、举债建设的现状。王副处长表示:县级公立医院的债务没化解,确实不合理。再说了,现在也不允许医院举债建设。可是,现实却是很多医院都在负债、举债过日子,仪征市人民医院在给政府部门的一封“医院债务化解等方面存在困难和建议”的报告中就写道:可能会因资金紧缺“迫使医院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导致不规范服务行为,影响医疗服务质量管理和费用控制”。(原文标题:江苏县级医改很尴尬)

页面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