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园地-医政法规

医改办入驻卫计委一年不到，其归属问题再起波澜。4月初，有消息称国家医改办将重回国家发改委。继而，4月8日，国家卫计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毛群安针对该问题并未进行正面回应，仅表示卫计委会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医改部署。而这种不置可否的态度，恰恰加大了传言的可信度。“卫计委负责医疗机构，发改委负责药品和医疗服务定价，二者同为医改的对象，因此，医改办不管设在哪个部门，都难以保证改革的公平性，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在深改办。”4月17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新医改课题专家顾昕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医改的关键问题不是医改办放在哪个部门，而是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取消发改委的行政定价权，建立健全价格谈判机制。而本记者从国家发改委内部了解到，医改办是否回归发改委暂无定论，至少在发改委这边尚无任何迹象。医改办力不从心无风不起浪，入驻卫计委不满一年为何即出现“折返”传闻？医改办缘起于8年前医改争议，其前身名叫医改协调小组办公室，主要成员涉及当时的卫生部和发改委相关高层，主要职责是研究提出改革建议、协调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推进医改等。2010年，随着医疗卫生领域改革的推进，医改办终于由最初的临时办事机构升级为常设机构，同时考虑到医改是项综合性改革，因此理所当然地挂靠于发改委旗下，这种局面一直维系到2013年的大部制改革。当年的“三定”方案，明确将发改委承担的国务院医改办的职责划入卫计委，医改办随迁至卫计委旗下，至今尚不满一年。“当初把医改办划为卫计委时我就觉得很怪异，因为在推进医改过程中，卫生部门本身就发挥着很大的主导作用，这里不光涉及它同为被改革对象的问题，而且涉及职责不清以及利益选择的问题。”4月18日，中国人保战略规划部一研究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手握13亿人的医改重任，但医改办一直被公认是体制内的弱势机构，如果隶属发改委的话，优点是改革的主导权和综合协调能力会比较大，缺点是由于公立医院的主管部门是卫计委，推动该方面工作时多少会受到影响；如果隶属卫计委的话，优点是有利于推进公立医院的改革，缺点是该部门的级别相对较低，无法统筹人保部和财政部等相关利益部门，有可能在医保、药品和医疗服务定价等方面的协调能力受影响。也就是说，医改办无论是设在发改委还是卫计委，都有可能受到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的羁绊，而这种问题在很多地方正在上演。有消息称，全国31个省级医改办设置，15个依旧设在发改委，设在卫生部门的16个中，多数是因去年以来的机构改革，从发改委划入新组建的卫计委。而这种“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最终使得各地医改办在推进医改过程中协调不动，也协调不了。记者曾听过这样一个案例，某省增补非基本药物目录药品，卫生厅要增补250种，但人保厅认为已经增加了医保费用，所以只同意补增100种，最终经过几番协商和各自让步，双方才以增补150种基药目录达成协议。同时，不断有媒体以专家口吻热议指“卫计委协调力弱、推进医改不力”，最终促成“折返”传闻。记者梳理资料发现，医改办并入卫计委后出台了两项政策，一是2014年1月9日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另一个是2014年2月8日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通知》。前者之意实为松绑医生、鼓励医生多点执业，但这与公立医院利益相违背，而卫计委恰恰代表的是公立医院的利益。因此，地方上关于社会办医和医生多点执业的一些大胆举措都没能通过。取消行政定价是关键“协调不力”或许可成为医改办改变归属的起因，但绝非医改成败的关键。“无论医改办放到什么地方，最重要的是解决当前医改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公立医院的管办分离以及医疗服务定价和药品定价，要去行政化，真正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顾昕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目前关键是要不折不扣地把精神变成实在的现实，价格应该由买卖双方决定，也就是医疗机构和医保机构通过谈判机制决定，而非政府行政决定。就目前而言，医疗服务价格和药品价格的定价均由发改委负责。在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各类改革中，李克强曾多次提到“要用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改革”、“该放的权利要放掉”，而在顾昕眼里，取消发改委在医改中的定价权无非就是要求他们放弃那“一点点权利”，根本谈不上断腕，充其量也就是壮士剪指甲，而这个指甲早就该剪。“从改革的长期性来看，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医改是世界性难题，更适宜放在总揽改革全局的发展改革委，但确实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上述研究员强调，就目前来看，政府定价显然是荒谬的，结果只有两个，一是价格永远定不准，不是高了就是低了，比如医疗服务价格极低、CT等价格极高，导致很多医疗机构大量采购和运用；二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现在执行的药品定价机制依然是根据2000年的定价办法。其实，行政定价的机制中，同样会涉及到参与定价主体的利益博弈，比如在药品集中采购方面，原卫生部等七部委早在2010年就出台文件明确规定不得进行“二次议价”。但有媒体报道称，去年11月中旬，国家发改委在医药价格座谈会上，明确表态支持“二次议价”，以此挤出药价“水分”。无疑，就目前来看，我国医疗管理体制不单单是一个医改办的归属问题，这小折腾背后的职能交错、衔接不畅引发的负面效应才是大问题，只有全面理顺医疗、医药领域体制，才能让新医改顺起来。

医改办入驻卫计委一年不到，其归属问题再起波澜。4月初，有消息称国家医改办将重回国家发改委。继而，4月8日，国家卫计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毛群安针对该问题并未进行正面回应，仅表示卫计委会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医改部署。而这种不置可否的态度，恰恰加大了传言的可信度。“卫计委负责医疗机构，发改委负责药品和医疗服务定价，二者同为医改的对象，因此，医改办不管设在哪个部门，都难以保证改革的公平性，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在深改办。”4月17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新医改课题专家顾昕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医改的关键问题不是医改办放在哪个部门，而是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取消发改委的行政定价权，建立健全价格谈判机制。而本记者从国家发改委内部了解到，医改办是否回归发改委暂无定论，至少在发改委这边尚无任何迹象。医改办力不从心无风不起浪，入驻卫计委不满一年为何即出现“折返”传闻？医改办缘起于8年前医改争议，其前身名叫医改协调小组办公室，主要成员涉及当时的卫生部和发改委相关高层，主要职责是研究提出改革建议、协调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推进医改等。2010年，随着医疗卫生领域改革的推进，医改办终于由最初的临时办事机构升级为常设机构，同时考虑到医改是项综合性改革，因此理所当然地挂靠于发改委旗下，这种局面一直维系到2013年的大部制改革。当年的“三定”方案，明确将发改委承担的国务院医改办的职责划入卫计委，医改办随迁至卫计委旗下，至今尚不满一年。“当初把医改办划为卫计委时我就觉得很怪异，因为在推进医改过程中，卫生部门本身就发挥着很大的主导作用，这里不光涉及它同为被改革对象的问题，而且涉及职责不清以及利益选择的问题。”4月18日，中国人保战略规划部一研究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手握13亿人的医改重任，但医改办一直被公认是体制内的弱势机构，如果隶属发改委的话，优点是改革的主导权和综合协调能力会比较大，缺点是由于公立医院的主管部门是卫计委，推动该方面工作时多少会受到影响；如果隶属卫计委的话，优点是有利于推进公立医院的改革，缺点是该部门的级别相对较低，无法统筹人保部和财政部等相关利益部门，有可能在医保、药品和医疗服务定价等方面的协调能力受影响。也就是说，医改办无论是设在发改委还是卫计委，都有可能受到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的羁绊，而这种问题在很多地方正在上演。有消息称，全国31个省级医改办设置，15个依旧设在发改委，设在卫生部门的16个中，多数是因去年以来的机构改革，从发改委划入新组建的卫计委。而这种“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最终使得各地医改办在推进医改过程中协调不动，也协调不了。记者曾听过这样一个案例，某省增补非基本药物目录药品，卫生厅要增补250种，但人保厅认为已经增加了医保费用，所以只同意补增100种，最终经过几番协商和各自让步，双方才以增补150种基药目录达成协议。同时，不断有媒体以专家口吻热议指“卫计委协调力弱、推进医改不力”，最终促成“折返”传闻。记者梳理资料发现，医改办并入卫计委后出台了两项政策，一是2014年1月9日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另一个是2014年2月8日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通知》。前者之意实为松绑医生、鼓励医生多点执业，但这与公立医院利益相违背，而卫计委恰恰代表的是公立医院的利益。因此，地方上关于社会办医和医生多点执业的一些大胆举措都没能通过。取消行政定价是关键“协调不力”或许可成为医改办改变归属的起因，但绝非医改成败的关键。“无论医改办放到什么地方，最重要的是解决当前医改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公立医院的管办分离以及医疗服务定价和药品定价，要去行政化，真正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顾昕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目前关键是要不折不扣地把精神变成实在的现实，价格应该由买卖双方决定，也就是医疗机构和医保机构通过谈判机制决定，而非政府行政决定。就目前而言，医疗服务价格和药品价格的定价均由发改委负责。在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各类改革中，李克强曾多次提到“要用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改革”、“该放的权利要放掉”，而在顾昕眼里，取消发改委在医改中的定价权无非就是要求他们放弃那“一点点权利”，根本谈不上断腕，充其量也就是壮士剪指甲，而这个指甲早就该剪。“从改革的长期性来看，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医改是世界性难题，更适宜放在总揽改革全局的发展改革委，但确实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上述研究员强调，就目前来看，政府定价显然是荒谬的，结果只有两个，一是价格永远定不准，不是高了就是低了，比如医疗服务价格极低、CT等价格极高，导致很多医疗机构大量采购和运用；二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现在执行的药品定价机制依然是根据2000年的定价办法。其实，行政定价的机制中，同样会涉及到参与定价主体的利益博弈，比如在药品集中采购方面，原卫生部等七部委早在2010年就出台文件明确规定不得进行“二次议价”。但有媒体报道称，去年11月中旬，国家发改委在医药价格座谈会上，明确表态支持“二次议价”，以此挤出药价“水分”。无疑，就目前来看，我国医疗管理体制不单单是一个医改办的归属问题，这小折腾背后的职能交错、衔接不畅引发的负面效应才是大问题，只有全面理顺医疗、医药领域体制，才能让新医改顺起来。

新医改实施五年，进入多事之秋。首先引发争论的是医改管理机构的归属。成立近八年的国务院医改办，部分职能原本设在国家发改委，在去年卫计委“三定”方案出台之后，医改办被划入卫计委新成立的体制改革司。然而不到一年，便又传出医改办将被划出的消息。4月初的一次发布会上，卫计委新闻发言人以“医改办的机构问题超出个人所能回答的范围”为由，回避了记者的提问。但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的一些专家认为，医改办归属问题背后，反映的是新医改进入深水区后的改革方向和改革主导权问题。以药价改革推动医院改革的努力，是否成效明显？对社会资本办医的开放，卡在了什么地方？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和市场化，边界在哪里？在“2014医疗协同发展论坛”上，记者就以上问题采访了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家咨询委员张焕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和广东省中医院党委副书记胡延滨。记  者：新医改已经从药价改革进入到医院改革的深水区，第一轮公立医院改革也基本结束，在这个节点上出现医改办的归属争议，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信号？迄今为止的医改历程，解决了什么问题，又搁置了什么？张焕祯：像台湾是把医改放在类似发改委的部门来管，主要的职能是协调所有的部门，不然，卫生部门来负责医改去要钱，财政部一定是不同意的。医改不是单纯的卫生问题，也不是福利的问题，它是经济问题、财政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所以它一定要放在比较高的层次去考虑。我认为上一轮公立医院改革，基础的工作有了一定改进，但并没有做到良性的改善。比如医疗人才在医院间的交流没有，没有人才只有管理是没有用的。医院就是需要人才，需要医生，我一直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在努力改，但是医生一直没有突破。关于新一轮的改革，只能说原来的东西没有改善，只是在做更大的试点，是没有用的。蔡江南：医改办放在一个它能够起到协调作用的机构，像发改委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卫计委调动不了资源，它指挥不了财政部，也指挥不了人社部。改革是既要有一个好的体制，也要有合适的人，这两个因素都需要，光有体制没有人，光有人没有体制也不行。医改需要在一个能够有综合协调能力的体制下进行，还需要有一些思想比较开明解放的人来领导。之前的医改实际上没有触动到一些最重要的根本问题。2009年的医改方案写了三件要做的事：一是管办分离，二是吸引民营资本的医院来多元参股，三是让一部分公立医院转制。三管齐下，这也是我现在主张应该做的三部分。但这三部分没有按改革的步骤来做，所以基本上没有取得任何明显成果。比如卫计委对“管办分离”的解释，是一步步往后退缩的。在卫生局里设一个办公室，叫医管办，把这个解释成管办分离，改革的步子很小。公立医院改革很重要的，就是卫生部门管医院的权利，要很大力地放权，这对卫生部门来说是有点伤筋动骨的改革。这一轮公立医院改革的讨论中提出把县级医院的改革作为重点，从300家县医院扩大到1000家，是避重就轻，没有触动到根本问题。因为县级医院改革不是公立医院改革的一个核心重点，改革的核心实际上是大医院。胡延滨：医改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涉及多个部门，能否推动、能否成功，重要的是现有利益能否重新划分，能否调剂相关部门一同行动。上一轮医改的主要成果有两方面：第一是覆盖面，医保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人；第二是投入了大量的硬件建设，对基层的医疗环境、设备设施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中国的医改问题，靠这两个是不够的，最主要的核心问题是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记  者：就现有的改革情况来看，你认为医改下一步究竟如何走，才能接近当初设定的政策目标？张焕祯：公立医院的改革有两个：一是有民办医院的良性竞争，另一个是公立医院大型化不能越来越严重。其中，公立医院要做两件事，把三甲医院调出来，一是培养足够的全科医师，二是在三甲医院的辅导下成立一个医疗网。因为要充实基层医疗，一定要有全科医师做基础，否则老百姓是不会信任的，同时，公立医院必须要有良性竞争。一方面是民办医院的竞争，放一部分人才给民办医院，与其竞争；另一方面扶持一二级医院，最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培养人才和技术。形成民办医院与公立医院竞争、一二级医院与公立医院分担的格局。目前民营医疗机构的床位服务量占全国的5%，五年到十年后希望达到20%。只要人才问题解决了，大型资本就会立刻进来，20%很容易实现。蔡江南：前面讲到，改革的核心实质上是大医院，医改要从大的医院做起，而不是挑一个县级医院来做改革。目前，我觉得还是有些要害问题没有抓住，未来医疗服务市场核心问题是医生的问题，医生的收入、就业方式都得做出改变。这些没有的话，很难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改变。胡延滨：医改的核心问题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均，配置不均要用市场机制的方式解决，这个市场机制要在法制的范畴下解决，如何用好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是关键。很多地方政府第一时间把（一些公立医院）卖掉，这是一种误读。今天中国的改革，已经不是二三十年前，以卖来解决问题的那个阶段了。医疗资源配置应该有一种生态。什么是生态呢？从人的角度来说就是流动，然后让合适的人到合适的岗位，每一个人在合适的岗位上能够得到他应有的价值体现，这是前提条件。医务人员不是说归到某个单位去或者是属于哪个体系里面去，才叫做良性的状态，他应该是合理流动的。县级医院培养人才有虹吸现象，好不容易培养一个人，却不回来了，花了很多钱送出去，学了高精尖然后就不回来了，这个问题要解决。记  者：刚才提到民办医院需要与公立医院竞争，目前扶持民营医疗的政策也正在逐步出台，那么如何看待社会资本在未来医疗市场中的前景？张焕祯：会成功的不多，能够成功的公司一定在两个方面很不错。第一是基本的管理能力，正派经营，同时有一些人才。第二是人脉经营很强，可以良性循环，没有这两个就难。蔡江南：社会资本办医医院打破了现在政府的行政化垄断，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竞争的格局。改革这么多年，看到的变化是硬件变化，但整个医疗体系还没有根本改观，就是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现在说无序就医、倒金字塔现象，不仅没有减缓，反而继续加剧了，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这种现象。胡延滨：为什么总喜欢用指标（来衡量社会办医）呢？一方面说是市场机制，一方面用指标来衡量，这显然不是市场机制。不能一到具体的问题里就糊涂，不懂这件事的启动点究竟在哪里，不懂市场机制如何利用。市场机制没有错，用市场的手段去推动医疗资源的配置也没错，但是如何利用好它，这是最大的难题，我们需要弄清楚什么是市场机制。我觉得政府不应该为资本去放行。把门槛降低了，就不用操心了，政府唯一要操心的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基本医疗保障，究竟该由谁来提供。最终还是要操心公立医院本身，压根就不用操市场的心，市场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用定下条条框框来引导规范，对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适当的放开。（原文标题：“听诊”新医改五年：政府放权仍不够）

编者按：3月27日，李克强总理在内蒙古某村卫生所调研时提出了三个问题：开药加价吗？收不收服务费？国家津贴够生活吗？村卫生室在农村三级卫生服务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承担着为农民提供基本卫生服务的重任。如何让村卫生室既能生存又有活力？记者深入海南、山东和陕西等地基层调研。海口市翰香村卫生室设备一应俱全，却无人坐诊 与村民有纠纷，两任村医被迫离开距离海口20多公里的龙泉镇翰香村的村头有一间平顶房，里面诊疗台、病床、候诊座椅等设备一应俱全，但却大门紧闭、空无一人。据村民介绍，这本是给村民服务的卫生室，但已经关闭一年多了。翰香村是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最大的村委会，下辖14个自然村。村民吴先生在文昌打工，翰香村卫生室关门后他最担心家里老人打针不方便，而且“政府花钱盖了卫生室却放闲，是资源浪费”。也有村民说，白天还好，离镇上也就二三公里的路，要是晚上孩子发烧、老人急病，就很不方便。建好的卫生室为什么不开门呢？翰香村村委会主任蔡于台说，翰香村自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有了卫生室，一直是一位本村籍的村医坐诊，直到退休。2007年，龙华区政府拨款建了新卫生室并派来了梁医生。梁医生在这里工作了四五年，和村民一直相处融洽。但前两年，一位村民因自己母亲的病治不好怪罪梁医生，经常上门恐吓并殴打梁医生。无奈之下，龙泉镇卫生院只好为翰香村换村医。然而，2012年11月，新来的村医因与村民出现医患纠纷，也被迫离开。从那时起，村卫生室就关门了。说起前年那场纠纷，记者在翰香村采访时遇到的3位老人都说责任不在村医，“那个病人到海口的大医院就被告知治不好了，回家办后事吧。后来送回村里，家属非要村医打针，结果打完针就出事了。出事后，家属不依不饶，一定要村医赔偿。”“毕竟不讲道理的只是个别村民，大多数村民都希望村里有医生。”蔡于台说，村里办婚宴、祭祖等大事，都会请村医参加。一年来，龙泉镇卫生院副院长吴清合一直在为翰香村找村医奔忙。“不是我们不找，可人家要愿意来才行啊。”吴清合叹气道，来了几位外地医生，一问待遇和村里的情况就没回音了。几位主动请缨的医生，要么就是年纪太大无法胜任，要么就是没有村医执照无法行医。翰香村虽只是个案，却折射出龙泉镇乃至整个海口乡村卫生室运营的困境。目前，龙泉镇有10个村卫生室，其中8个正常运营，2个因为缺村医而关门。“很多村民不会说普通话，海南话也不大会讲，只讲方言，外地人来连基本的对话都成问题，更别说看病了。不成熟的医生根本不敢放在村卫生室，也不允许他们上门给患者打针，否则出了事情，责任重大，谁来负责？”吴清合说，龙泉镇2006年公开招聘的6名村医全走了，干得长的不过一年，短的不到一个月，如今在岗的村医都是本地人。龙泉镇卫生院院长吴效雄苦恼地说，管理挺到位的，就是没医生。病号多的村，村医每月拿到6000元—7000元，待遇比镇卫生院的一些医生还好，“可就是没人愿意来”。临沂市徐贺村卫生室服务3500余人，工资财政付 不养懒汉，医生每天瞧五六十病人“徐所长，俺这牙疼，拖累的俺这右半边脸都疼，你给瞧瞧！”12日上午，山东省临沂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梅家埠街道徐贺村村民杨会连来到村卫生室，对医生徐勤平说。徐勤平年过半百，从事村医工作30多年，作为村卫生室资历最老的医生，深得村民们信赖。“咱徐贺村卫生室服务徐贺村、庙贺村和钟贺村3个村的3500余人。”徐勤平说，“门诊上，一天得有五六十个瞧病的，当然也不是什么大毛病，感冒发烧之类的常见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还有村民干活累出腰肌劳损之类的伤病。如果遇到什么大病、急病，那就得转诊到街道或者市里了。”村民王俊美今年60岁，患有高血压。“隔段时间来通通血管，打打预防针，可不能把慢性病熬成大病、急病。”王俊美说，像她这样的“三高”患者，徐贺村的村医一年要分4次入户随访。有村民觉得，村医经验丰富，理论知识不足，水平有限。不过，更多的村民觉得村医不可替代。“村医离得近又懂医学知识，村民凡是有点病灾，首先想到他们。”杨会连说，有时候家里有人病了，都是先去找村医诊断，然后再由村医决定去不去大医院，去大医院往往也有村医陪着，这样放心。“村里的医疗队伍毕竟水平有限。”徐勤平说，开发区让技术和专家“下沉”到基层，在开发区医院、乡镇卫生院的医生，每年都有“下基层”为农民治病的任务，安排到俺们村的医生每年来村里坐诊时间不能少于3个月，隔几天就来一趟。“俺也跟着这些‘高手’学了不少新知识。”据徐勤平介绍，开发区将所有的村医都纳入了财政体系，由财政统一拨款给他们发工资。工资分为三块，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费用。以村医徐之光为例，他一个月的基本工资是800元，绩效工资在1000元—2000元，基本卫生公共服务费平均每月400元，他一个月的工资差不多得2200元—3200元。而徐勤平现在一个月能拿4000多元。“待遇上还行但不养懒汉，大头都在绩效工资上，不干活工资肯定没这么高。”徐勤平说，特别需要点出的是，对于村医绩效的考核，由街道卫生院负责，依据村医的工作量和群众满意度定，与用药量、药品价格无关。目前开发区351名村医都持有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大部分是本村人，开发区会开展定期培训，每季度一次。徐勤平说，现在村医大部分都年龄比较大了，很担心以后村医会后继无人。对此，开发区立足农村当地，培训村医助理员，然后助其慢慢成长为村医。泾阳县木刘村卫生室不敢乱收费，医生深夜出诊是常事 药品实行“三统一”，不见一些常用药4月9日，陕西咸阳市泾阳县木刘村卫生室里，72岁的王全明大爷在输液。为了避免脑梗病情加重，每年的4月和10月，王大爷就会到村卫生室治疗。“每次要连续打7天，一个疗程。一共130元。”王大爷边输液边说，“用的药都是‘三统一’的药，拿着合作医疗本，还能立马报销42元。”王大爷所说的药品“三统一”，指的是陕西实行基层医疗机构药品统一采购、统一价格、统一配送，这也是陕西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一项内容。因为药品“三统一”，加之来这里看的病也都是小毛病，村卫生室的很多药价格并不贵。“价格都写在村卫生室的小黑板上，没人敢乱收钱。”泾阳县卫生局副局长李永刚说，“而以前没有‘三统一’的时候，药的价格都是村医自己说了算。”除了王全明外，还有另外两位村民也在输液，卫生室内的一切都靠51岁的村医王五洲一个人忙活。“每天都能有10个人左右来看病。主要是些头疼发烧、伤风感冒、肠炎等病。”王五洲边给村民换药边说。虽然只有王五洲一个村医，但值班室、诊断室、观察室、治疗室等都齐全。在卫生室的堂屋，还放着一台超声波身高体重测量仪。测量仪上还有测血压的装置，用起来很方便。让村医王五洲为难的是，卫生室的药品价格虽然低，但是很多常用药并不在配送范围内。比如治咳嗽的甘草片，省里招标是4.5元一瓶，然而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市场价已经是8元了。由于招不到标，甘草片就没法提供给村卫生室。村里没有药店，村卫生室的药品又不齐全，村民还得自己去镇里或县里的药店买。“一些大点的病，比如大的创伤、骨折，或者村里处理不了的、诊断不明确的、要设备检查的，都要转送给县里大医院。农村因病致贫，主要还是重病大病，我这里只能保证村民‘小病不出村’。”王五洲说。看着虽显年轻，王五洲说已在木刘村当村医30多年了。而现在泾阳县很多村的村医都是50岁左右，年轻的村医很少。王五洲说，在村里当村医，村民有个头疼脑热都会随时来找，而且是24小时，深夜出诊是常事。现在的收入和补贴都是国家发放，每年2万多元的收入，对很多年轻人没有吸引力。（原文标题：村里卫生室，究竟还缺啥（倾听·行进中的基层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