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园地-医政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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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北京在五环内原则上不再批准建立政府办综合性医疗机构,北京将推动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向津冀地区发展。目前,北京市卫计委正在研究具体方案。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钟东波日前表示,按照中央关于京津冀地区协调发展的要求,为破解北京“城市病”,疏解城市功能,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支持引导三级甲等医院等优质医疗机构在郊区布局,北京将鼓励、推动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向京外周边地区发展,具体有哪些医院将迁往天津或河北,目前还没有确定。北京中心城区医疗资源丰富,郊区县大医院数量少,这加剧了市中心拥堵和郊区县患者看病难。北京市卫计委统计,截至2012年底,除驻京部队医院外,全市共有三级大医院59家。其中,47家都集中在城六区,占近八成;10个郊区县只有12家三级医院,密云、平谷、延庆都没有三级医院。钟东波说,未来在五环内原则上不再批准建立政府办综合性医疗机构,不再批准增加政府办医疗机构床位总量,促进医疗资源向郊区、新城转移。目前,已批准通州潞河医院等6家区域医疗中心设立为三级医院等,五环周边地区初步形成由33家医院或院区构成的环五环医疗服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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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4月26日,首都儿科研究所,病人家属展示刚办的京医通卡。年内京医通卡可在26家医院通用。  在京办诊所的人士须拥有医师以上职称,并在医疗机构连续从事5年以上同一专业的临床工作。作为鼓励社会办医之举,北京市卫计委近日发布了《北京市社会办医指南》。  办诊所须取得医师以上职称  据市卫计委副主任钟东波介绍,北京目前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不足。从我国卫生体制特征看,非公立医院比较适宜的床位比例在20%-30%之间。目前,北京非公立机构的床位占比17.2%,诊疗人次占比11.4%。而按国家卫计委规定,在“十二五”期间,私立医院床位要争取达到20%左右。  今年,市卫计委曾明确提出,鼓励在职医生开办诊所。《北京市社会办医指南》则明确,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乡镇和村除外)设置举办诊所的人士应具备几个条件,包括取得医师以上职称;在医疗机构连续从事五年以上同一专业的临床工作等。  此外,医疗机构的设置必须符合北京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和医疗机构基本标准,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批。  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表示,将尽可能地支持公立医院的在职医生尝试创业办医,让医生资源“流动起来”,促进医疗服务格局、体系的调整。他希望私人诊所能够更多开设在普通社区,为居民服务。  高端医疗开发增值服务有市场  《指南》还显示,从北京社会办医环境来看,围绕高端医疗开发增值服务较有市场。由于高净值客户(指家庭可投资资产在600万元人民币及以上)比较注重服务质量与私密性,不愿接受公立医院嘈杂拥挤的就医环境,对价格不敏感,或是享有高端的医疗保险,能够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  市卫计委援引建行《2012中国财富报告》称,北京市每万户家庭中高净值家庭数量超过200户,这些家庭平均可投资资产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可投资资产总额超过5.6万亿元人民币,是中国富人最集中的地区。  另据《2013胡润财富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年底,根据全国地域排列,北京富裕人士最多,千万富豪18.4万人,亿万富豪1.07万人,全国排名第一。  ■ 背景  近8成大医院集中城六区  北京市卫计委同时发布了首张北京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办医地图”。其中梳理了北京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分布信息,社会资本办医可根据这张“地图”寻找哪一类医疗资源短缺、或是什么地方医疗资源薄弱等。  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除驻京部队医院之外,全市共有三级大医院59家,其中47家都集中在城六区,10个郊区县只有12家三级医院,密云、平谷、延庆都没有三级医院。  目前在全市社会办医疗机构中,三级医院仅占2家,二级医院也只有18家。绝大多数都是一级和未评级医院。  此外,北京社会资本举办的医院中,综合医院居多,共有151家;中医类有69家;眼科、口腔、美容医院也为数不少。不过,社会办妇产医院、儿童医院分别只有7家和5家;社会办康复医院、肿瘤医院仅有4家。  ■ 大事记  1999年以前,北京市全部社会办医机构数量仅为300余家。  2000年尤其2003年以后,北京市社会办医机构迅猛发展,每年都有200余家新机构成立。  2008年后,新机构成立速度稍微放缓,但每年也有一百余家新机构成立。  2012年,市政府颁布鼓励社会办医“十八条”,社会办医机构新增又进入快速阶段,2012年新增226家。至2012年底,北京市全市社会医疗机构共3477家,占全市医疗机构6835家的一半。  2013年上半年,北京市医政处共批准设置医疗机构8家,均为社会办医疗机构;全市共批准设置医疗机构206家,其中社会办医疗机构163家,占79%。  ■ 相关新闻  26家医院年内可通用京医通卡  市属21家三甲医院实现全覆盖,部分央属医院也将推广  北京非医保患者就诊可实现“一卡通”的京医通卡,目前已开始向央属医院推广。今年内,京医通卡的上线医院将达到26家,其中包含市属21家三甲医院。  昨日,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中央医疗单位,京医通卡已在该院正式上线,同时还开通了自助机具服务。患者除了在挂号窗口可使用京医通卡之外,还可以利用十余台京医通自助服务终端,实现自助挂号、自助缴费以及自助打印化验单结果等一系列功能。  据该院统计,开通自助服务之后,患者排队时间可由原来的近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除该院之外,首儿所、同仁医院等部分大医院也将陆续启用京医通自助机具挂号、缴费功能。  据悉,京医通卡面向北京市就诊的非医保患者发行,具有储值、挂号、消费、查询等功能,目前已在包括友谊医院、同仁医院等13家三甲医院16个院部上线运行,累计发卡90.06万张,日均持卡交易突破1万笔。  在这些医院,非医保患者诊疗可实现“一卡通”,不再需要分别办理各医院的就诊卡。这张卡内含患者信息,充值之后具有电子钱包功能,可在医院门诊挂号、中西药房、门诊常规检查等任意就诊环节地点,完成诊疗服务后通过系统直接划价付费,不需要反复排队。  按照规划,该卡计划覆盖全市21家市属大医院以及部分具有影响力的中央直属医院。据介绍,近期,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望京医院也将实现京医通卡上线运行。年内,京医通卡将完成对北京市属21家三甲医院全覆盖,届时上线医院总数将达到26家,占北京地区三甲医院总数的50%,京医通卡总发卡量将突破200万张。  ■ 链接  哪些医院可用京医通卡  ●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同仁医院(东、西院区)  ●首都儿科研究所  ●朝阳医院(东、西院区)  ●北京中医医院  ●世纪坛医院  ●回龙观医院  ●妇产医院(东、西院区)  ●佑安医院  ●安贞医院  ●天坛医院  ●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北京推动大医院向津冀发展  市卫计委正研究具体方案;五环路内原则上不再批准建立政府办综合性医疗机构  北京市卫计委表示,按照中央关于京津冀地区协调发展的要求,北京市将推动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向京外周边地区发展。  据市卫计委副主任钟东波介绍,为破解北京“城市病”,疏解城市功能,市委市政府提出,支持引导三级甲等医院等优质医疗机构在郊区布局。  今后,在五环路内原则上不再批准建立政府办综合性医疗机构,不再批准增加政府办医疗机构床位总量,促进医疗资源向郊区、新城转移。  他表示,目前,北京市已批准通州潞河医院等6家区域医疗中心设立为三级医院。天坛医院搬迁改造工程已经开工,口腔医院、北大医院大兴院区、中国医科院整形医院等一批改造项目也正在实施中。北京五环路周边地区初步形成由33家医院或院区构成的环五环医疗服务带。  另外,按照中央关于京津冀地区协调发展的要求,北京将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向京外周边地区发展。目前,市卫计委正在研究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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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4
        近年来,医患纠纷愈演愈烈,通过立法保护医患双方权益很有必要。3月27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开门立法”,邀请社会各界的代表为即将制定的医疗条例立法建言。不少市民代表建议应当严惩、严管“医闹”事件,推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建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委员会。  建议设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  参加医疗条例立法调研座谈会的人员来自各行各业,大家就改善医患关系,处理医疗纠纷,维护医疗秩序等方面问题各抒己见。有医护代表认为,医患关系紧张和现今医疗资源紧缺、医患诚信缺失有关;而患者代表则认为,与医院的技术、岗位责任、医护人员道德相关,希望能在立法方面加强对医生岗位职责的规范,防止滥用医疗技术、诚信道德缺失的情况出现。  如何及时处理医患关系,防止其进一步恶化?律师代表詹婷建议,在区级以上建立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负责医疗纠纷的调解工作,这有利于医疗纠纷发生后,让患者及时得到法律帮助。她还认为,患者一般会通过诉讼和仲裁两种方式进行维权,而发生纠纷后,启动仲裁需要患者和医院双方签署协议,她建议将选择仲裁权利交给患者,由患者来决定是否采用仲裁方式。  各行代表纷纷谴责医托医闹  是否应当强制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购买医疗责任保险?这一问题昨天也引发热议。儿童医院医务科副科长麻晓鹏认为,购买医疗责任保险有利于保护医患双方权益,提高患者、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防御医疗风险的能力,化解医患双方矛盾,建议强制购买。麻晓鹏还提出,在紧张的医疗资源下,医生承担了工作上的压力,患者还要承担生命的安全和疾病的困扰,希望立法能保护医患双方的权益,注意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两个方面。  对于医托、医闹等行为,各行业代表都提出谴责,希望能对违法违规行为加大监管力度和处罚力度。有医护代表就认为,医疗机构应该属于公共场所,要加强对医疗机构的安全保障,防止伤医、辱医等“医闹”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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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0
    在3月30日举行的“2014医疗协同发展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太忙,因此不会参与多点执业,只希望有时间研究自己的课题。 连睡觉时间都不够?钟南山“时间去哪儿了”“虽然点着名说我要去坐诊的现象应该还没有,但说我某一天会去给患者看病的情况就有。”30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出席“2014医疗协同发展论坛”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由于他经常去基层参加义诊、讲座和学术会议,个别地区的医疗机构会谎称他会去义诊。“还有的医生在某个场合跟我照了个相,结果会把照片贴出来,说钟南山在跟他讨论病情,让人哭笑不得。”他说,用他做广告的医药广告也很多,投诉之后也经常不了了之,以后他准备用法律途径维权。钟南山在接受媒体专访时,除了表示对这种“被出诊”的抵制外,更表示即使是目前在酝酿中的医生多点执业,作用也有限。他说,医生多点执业,一方面解决了部分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医生的待遇,但是,能起到的作用有限。“说到我自己,我是绝对不会去的。”他说,“我现在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相当一部分时间被‘劫持’了。”他开玩笑说不妨跟记者“诉诉苦”,前天晚上刚从北京会诊回来,一个晚上都没有睡,昨天很早就来参加会议了。“说心里话,我真的希望周六和周日没有人打电话给我,也没有人来我家,我想有些时间改一改研究生的论文,研究一下我自己的课题。”他说,“医生出去出诊,只是卖自己现有的东西,但我希望自己还能有更多自己的东西。”多点执业还不如 让医生自由执业对于钟南山的观点,著名神经内科专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高聪教授颇为赞同。“多点执业让人才流动起来。”高聪认为,对于退休的身体健康的专家来说,可以发挥他们的余热。“但是,对于现有公立三甲医院固定编制的医生来说,比如以我现在的工作强度,根本没有更多精力参与多点执业。”“因此,按目前的体制,放开多点执业只是补充措施,但不是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矛盾的关键。”高聪认为,最终的改变,应该是保留部分公立医院和所有的社区医院解决百姓的基本医疗,然后建立大量的非营利医院和民营医院,让医生自由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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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号难难于上青天”,大医院人满为患;“不信任、不愿来”,基层医院冷冷清清——医疗资源发展不均衡加剧了看病难。如何让基层医院也能有更多的优秀医生?上海市率先探索建立了“5+3”住院医师培训制度,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正式启动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一项似乎只是医疗行业内部的改革,能给百姓看病就医带来怎样的改变?  中国医生为何成长慢?  住院医师培训各地区、各医院“各自为政”,医生缺乏“同质性”  “过去,毕业生分到二级医院后,直接进科室。由于专业科室知识面相对窄,加上二级医院病人没有三级大医院多,医生临床实践机会相对少,因此一般需要成长四五年,再送到三甲医院培训后,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临床医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麻醉科主任于布为说,“但是二级医院不可能把所有医生都送出去培训。这也是百姓看病不愿去基层医院的重要原因。”  “同一所大学的毕业生分到不同医院,若干年后就是不同水平。” 瑞金医院院长朱正纲说,原因在于以前没有建立国家层面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各地区、各医院“各自为政”,培养出的医生缺乏“同质性”。  在美国,一个医学生毕业8年左右,临床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程度;而中国医生呈现缓慢上升的成长轨迹——大概20至25年后,中美医生成长曲线基本汇合,这说明,我国医学院的培养质量并不差,差的是住院医师培训质量。“国内外的医疗卫生实践证明,医学毕业生成长为合格的临床医师,还需要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专科培训。”上海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黄红说。  2009年,瑞金医院开始探索住院医师培训。在原上海市卫生局的支持下,医院当年招进来51名医学毕业生,这些人与上海市人才交流中心签订合同,在瑞金医院培训基地培训3年后,分配到全市各级医疗机构。  2010年,上海市在试点基础上,建立“统一标准、统一考核”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确定了50所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医院的300余个培训基地。规定凡具有医学5年本科及以上学历、拟从事临床工作的医学毕业生,都需要经过为期3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七年制、八年制医学生,酌减或维持培训年限。  急诊科医生怎能不会急救?  麻醉科成为必经之处,主要急救技能在这里培训。没有证书,不能从事临床  以前,急诊科值班医生遇到危重病人,打电话通知专科医生来,之后就干等,或象征性地做些抢救准备工作。家属不满:你怎么不抢救?医生感到委屈:我不会急救。  “长期以来,我们的医学教育都是教医生如何诊断疾病、怎样正规化治疗,很少教他们紧急情况下如何稳定病人的生命体征。”于布为说,医生不会做气管插管,不会建人工气道,不会在短时间内进行深静脉穿刺——在急救患者面前,再多知识都显得苍白。  如何培养高质量的住院医师?瑞金医院构建大教育体系,成立规范化培训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和专家督导小组,确定轮转时间、培训计划、考核内容。“临床医生的操作技能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本科生‘5+3’模式培训3年,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朱正纲介绍,已经在二级医院做了几年临床医生的,经规培基地测评,可缩短一年培训时间。  目前获得资格认证的50所医院,都是复旦、中医药大学、第二军医大学等高校的附属医院或教学医院。医院虽不同,执行的却是同一培训流程和标准,哪一科医生需要轮转哪些科室,掌握哪些临床技能,必须依照规定。  轮转科室分必选和自选两种,如,外科住院医师要在普外科培训9个月,在骨科2个月,ICU病房2个月,麻醉科4个月,门、急诊和手术室各2个月等。麻醉科是住院医师的必经之处,主要急救技能都放在这里培训。4个月的大密度和大强度训练后,技艺谙熟。瑞金医院建立了3000平方米的实训基地,设置各种模拟人和模拟场地。住院医师各种有创抢救在此模拟,不在患者身上试验。  “与毕业实习要求不同,医院会让住院医师更多参与工作。”正在上海中山医院内科基地培训的陈庆兴说,由于进基地时不能跟培训医院签约,只有拼命学习,争取各方面表现突出,将来才能分配到理想医院。  “一名外科住院医师考核时,前面事项做得完美,但最后一个动作导致满盘皆输——他用手推了一下眼镜。手术过程中,无菌操作是铁律。”黄红介绍,规培基地不乏铁面考官,每科轮转后,都有出科考试。考试通不过者继续培训,第二次考试仍不合格,由个人承担后续培训费用。考核合格者可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没有证书者,不能从事临床工作。3年来,300多家基地培训住院医师8373名,合格率超过95%。  规范化培训效果如何?  急诊医生碰上危重病人,边打电话叫专科医生,边投入抢救,提高了抢救成功率  去年,瑞金医院规培基地的一名住院医师在骨科轮转时,遇到一位患者主诉腰痛,于是给他拍了CT,发现患者胰腺有问题。由于发现及时,患者及早做了手术。  “经过规范化培训,医生能力全方位提升。”瑞金医院内科基地肾内科带教医师任红说,现在急诊医生碰上危重病人,边打电话叫专科医生,边投入抢救,提高了抢救成功率。  规培基地出来的住院医师变得很“抢手”。2013年,瑞金医院215名住院医师,35%留在该院,20%去往上海市5家郊县医院,45%分到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批年轻医生到岗后上手快。”浦东新区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杜兆辉评价。  从为本院培养医生,到为社会输送人才,培训基地的动力是什么?  “规范化培训后,政府每年都有各基地质量跟踪,医院之间也有了竞争感,必须提高培训质量,免得统一考试成绩不好在行业内面上无光。”中山医院教育处处长郑玉英说。  但在规培制度实施之初,许多学生和家长都发急:出了大学门,不能当医生,还要进行3年培训。额外的成本谁“买单”?为保障住院医师利益,上海要求医院在培训期间对学员“同工同酬”,经费来源是政府补贴、医院投资、用人单位交钱。  学位衔接方面,上海探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与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衔接。实现《执业医师资格证书》、《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硕士研究生学历证书和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证书“四证合一”。(人民日报《塑造“标准化”医生(政策聚焦)》记者 李晓宏 姜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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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41
       政府在公立医院改革中的责任(观察者说)  高 强  大家都说“医改是世界性难题”、“公立医院改革是难中之难”,有些地方和有的同志甚至对此望而却步。其实,越是困难的问题越是最关键、最重要的问题,越需要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加快公立医院改革,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关键,也是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如果这项改革不能全面启动、加快推进,势必影响医改的整体效果。当前,公立医院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情况更为复杂,任务更为艰巨,难度也会更大,我们必须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将这项事关民生的重大改革不断引向深入。  公立医院改革的基本目标  公立医院改革涉及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的目标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建机制——破除公立医院的创收机制,建立符合公益性质要求的经费保障机制和薪酬分配制度。多年来,公立医院依靠服务收费发放医务人员工资和维护日常运行,诱发了过度医疗和医药费用上涨,加重了患者负担,也淡化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使医务人员与群众存在利益冲突。今后的改革,应当在机制上切断医务人员收入与服务收费之间的利益联系,化解医患之间的利益矛盾,使医务人员摆脱创收的束缚,专心致力于钻研医术、改善服务。否则,即使取消“以药补医”,也可能出现“以医补医”。同时,要建立医务人员绩效考核机制,破除实际存在的平均主义倾向,实行以绩效工资为主、岗位工资为辅的薪酬分配制度,鼓励多劳多得、优劳优得。考核的重点是服务质量、服务数量和群众满意度,不与服务收入挂钩。  改体制——按照城乡一体化、医院与社区卫生机构一体化的思路,满足群众医疗服务需求。目前的公立医疗管理体制存在三大缺陷:一是城市医院与农村医疗机构分割,缺乏有机的联系,导致城市医生下不了乡、农村医生进不了城;二是医院与社区卫生机构分离,既不能双向转诊,也缺乏定向交流,导致社区卫生机构缺乏高素质人才,难以发挥应有作用;三是医院管理分散,分别隶属于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或学校、院所等,政府对公立医疗资源不能统筹调配和使用。上述问题不仅造成公立医疗资源的碎片化,形不成合力,而且使优秀医疗人才越来越向城市医院特别是大型医院集中,导致城乡之间、医院与社区卫生机构之间的医疗服务能力差距越来越大。近年来,尽管各级政府投入大量财力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建设,但由于优秀医疗人才严重不足,强基层的目标也难以实现。改革公立医疗管理体制的方向,是按照城乡一体化、医院与社区卫生机构一体化的思路,构建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紧密合作、资源共享、人才交流、互利共赢的医疗服务联合体,在医务人员隶属关系不变、福利待遇不变的前提下,建立医院医生定期到基层服务、基层医务人员定期到医院培训进修的制度,尽快提高基层的服务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基层首诊和分级医疗。  调结构——根据公立医院的职能定位调整服务结构。公立医院的主要职能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享有的基本医药服务。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公立医院热衷于患者自费的特需服务,影响医药服务的公平性。政府应当严格限制并逐步降低公立医院提供自费服务的比例,对其实行独立核算,不得享受国家对非营利性医院的政策。  落实公立医院改革中的政府责任  公立医院是政府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窗口,政府肩负着办医、管医和推进改革的责任。对于这个问题,应当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要求政府承担无限责任,甚至希望实现全民“免费医疗”。这种思路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也脱离我国的基本国情。另一种是认为政府不应当承担医疗服务的责任,财政“只能补需方(医保),不能补供方(医院)”。这种思路实际上是对公立医院既不增加投入、又不加强监督管理,政府的责任远远没有落实。从当前情况看,后一种倾向更值得警惕。那么,在公立医院改革中,政府的责任究竟是什么?如何落实政府责任?  落实政府的管理责任。一是负责制定公立医院改革规划,明确公立医院的基本职责和改革的政策、措施、步骤、方法,并积极加以推进;二是负责完善公立医院的各项管理制度,包括预算管理制度、绩效考核评价制度、医疗服务收费管理制度、医疗质量安全制度、医务人员薪酬分配制度等,并督促落实;三是负责制定城乡一体化、医院与社区卫生机构一体化的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  落实政府的保障责任。政府的保障责任主要集中在建立公立医院的经费保障机制,但是这个机制并不是将公立医院的所需经费全部由国家财政包下来,而是将公立医院的一切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建立以绩效工资为主、岗位工资为辅的薪酬分配制度,并规范工资标准。具体的保障方式,一是按照政府规定标准发放的医务人员岗位工资,应当由政府财政予以保障;二是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和医院的运行经费,应当通过医疗服务,在医疗保险机制支付的报销费用中解决;三是医院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经费,由政府核定拨付;四是医院来自患者自费的医药收入,不能再由医院自收自支,应由政府统筹用于对医院的经费保障或奖励。  落实政府的监督责任。一是建立医疗服务投诉制度,由政府主管部门及时处理;二是加强对医院执业行为的日常监督,保证其依法、合规、安全、有效;三是加强对公立医院收费和支出的监管,纠正并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四是加强对药品质量和生产、流通秩序的监管,严格药品生产准入标准,减少药品流通环节,规范药品定价机制,改进药品招标采购办法,严厉打击药品购销中的商业贿赂行为。  落实政府的引导责任。加强医务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大力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表彰和奖励忠诚为人民健康服务的优秀典型,纠正和查处损害人民利益的不良行为,树立医务人员白衣战士的正面形象。  (作者为中国卫生经济学会会长、原卫生部部长)  破解“看病难、看病贵”的关键  ——对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的调查与思考  饶克勤  近年来,“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仍然让老百姓头疼。走进公立医院尤其是城市公立大医院,患者爆满,好似一个大型超市,医生每天要看几十甚至上百个门诊。2012年我国居民年均门诊超过5次、年住院率达13%,均高于同期美国的4.2人次、10.4%。可以说,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立医院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医务人员是非常辛苦的,其劳动价格也是非常便宜的。尽管如此,面对“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大家仍然要问,我们的公立医院怎么了?怎么办?  公立医院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国际上,公立医院一般指政府举办、实现特定目标的非营利性医院,是确保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和公平性、保障国民健康的公共政策或制度安排的产物。而在我国,公立医院是按所有制形式来定义的,凡由政府、国有或集体企事业单位举办的医院统称为公立医院(见表1)。  过去一个时期,我国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特征弱化,作为“公共政策或制度安排”存在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一是医疗资源配置失衡,过度集中在城市和大医院,医疗机构之间缺乏衔接和协调,没有建立起规范的就医流程和转诊制度,病人越来越集中到三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萎缩,合格医务人员缺乏;二是政府财政投入过低、补偿不到位、补助政策不落实,导致医院生存发展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患者缴费,偏离非营利性轨道和社会公益目标;三是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格扭曲、药品价格严重虚高、过度医疗等问题,导致医患关系紧张;四是规制缺乏、监管不力,进一步加剧了上述矛盾。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进展  针对公立医院存在的问题,自2009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和试点方案,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见表2)。  政策框架:改革措施不断细化。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关于印发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指导意见的通知》(卫医管发[2010]20号)、《关于印发2011年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安排的通知》(国办发[2011]10号)、《关于印发“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2]11号)、《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2]33号)等。  路径选择:试点范围不断扩大。2010年国家选择17个城市开展公立医院改革试点,2012年又选择18个省311个县(市)开展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2014年县级试点增加到1000个,2015年全覆盖。  城市试点工作:坚持“四个分开”。围绕“坚持公益性、调动积极性、惠及老百姓”的改革目标,推进“管办分开”,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推进“政事分开”,改革公立医院法人治理机制;推进“医药分开”,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推进“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完善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制度。  县级试点工作:力争实现大病不出县。以破除“以药补医”机制为关键环节,以改革补偿机制和落实医院自主经营管理权为切入点,统筹推进管理体制、补偿机制、人事分配、价格机制、医保支付制度、采购机制、监管机制等改革,建立起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县级医院运行机制,力争使县域内就诊率提高到90%左右,基本实现大病不出县。  加快公立医院改革的政策建议  公立医院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世界性难题。从改革试点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水”还是比较深的,我们要对其艰巨性有充分认识,对其长期性有充分准备。  创新体制机制,建立有序的医疗服务体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多元化办医的格局,按照“社会共有、专业管理、政府监管”的策略创新体制机制,形成不同属性公立医院分类改革的思路,改革计划经济时期“国有政办”单一模式,探索“国有政办”“国有公营”“国有民营”和“民有民办”等多种实现形式(见表3)。明确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职能定位,建立联合联动、分工协作的运行机制和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就医秩序,真正实现“小病在社区、大病在医院、康复回社区”。  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建立可持续的补偿机制。可持续的补偿机制是公立医院实现公益性目标的关键。当前,破除“以药补医”机制要与完善政府补助政策、理顺医疗服务价格、提高医务人员劳动价格有机统一、配套推进。政府是公立医院的举办主体,更是公益性的责任主体。要合理界定政府举办公立医院的适宜比例,每县(区)至少办好1—2所真正体现政府责任的公益性医院。  改革支付方式,建立科学的医疗支付制度。公立医院改革要与医保体系有效衔接和协同发展。支付制度是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环节,也是推动分级诊疗、影响医院和个人行[微博]为的最重要因素。在实现医保付费总额控制的同时,加快推进以按人头、按病种付费等为主要内涵的支付方式改革,科学确定付费标准,建立医保机构和医疗机构之间谈判协商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加强医保机构对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督和制约。  加强依法行政,建立规范的医疗监管体系。政府对公立医院监管的目的,一是实现政策目标,确保公立医院的可及性和公益性;二是强化管理机制,确保医疗服务中的质量、安全和绩效。要加快医疗卫生和基本健康权益方面的立法,通过法律、行政、财政、税收等手段加强监管。  完善法人治理机制,建立现代医院管理体制。完善公立医院法人治理机制,就是要科学界定政府和公立医院在人事、资产、财务等方面的责权关系,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分工、相互制衡的权力运行机制。应建立健全公立医院理事会和监事会制度,探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完善院长选拔任用制度,建立任期目标管理和问责机制;建立适应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做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同工同酬,重点向临床一线、关键岗位、业务骨干和具有突出贡献的人员倾斜;建立现代医院质量管理模式,重点规范医疗行为,保证医疗安全和服务质量,完善用药管理、处方审核制度,加大对异常、高额医疗费用的预警和分析。  (作者为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船长”掌舵 “船员”协力(有感而发)  朱佩娴  “生老病死”是人生常态,是每个人都必须直面的问题,没有谁敢轻言:“我一生绝对不和医院打交道。”正因为如此,“病有所医”就成为最基本的民生诉求,让每个人都看得上病、看得起病、不因病致贫就成为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把承担着救死扶伤、保障国民健康的医疗卫生机构比作一艘“巨轮”,那么,政府就是这艘“巨轮”的“船长”,要把握航向、预测风险、协调各方,确保“巨轮”顺利航行,其责任之重大可想而知。  当“SARS”病毒、甲型“H1N1”流感病毒引发公共卫生安全危机时,人们会把目光投向政府;当县区医院不足、全科医生紧缺时,人们会把目光投向政府;当急诊血库告急、艾滋病毒威胁血库安全时,人们还会把目光投向政府……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涉及公共卫生安全和国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具有非排他性和非营利性。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些领域许多都是“赔本买卖”,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大都不愿进入,只能由政府担当起这份重任,通过兴办各类、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满足国民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保障国家的公共卫生安全。  政府作为“船长”,还肩负着对整个医疗服务行业的监管职责,包括对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和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监管。这是因为,医疗服务行业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医生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患者得什么病、病情到了什么程度、疾病怎么治、用什么药、是否需要手术,患者没有能力判断,只能求助医生、被动接受,无法和医生“讨价还价”“平等议价”。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小到可以诱导患者多开药、开贵药、花大钱看小病,进而从中谋利;大到可能出现误导误诊,引发人命关天的医疗事故。基于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政府必须担负起对医疗服务行业的监管责任,比如对医疗人员的专业水准和职业操守进行监督和考核,对药品价格和安全进行监管,对医疗事故处理进行规制等。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政府责任并不是要求政府大包大揽,也不意味着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数量越多越好、规模越大越好。从国际视野看,当今世界很少有国家只凭借政府一己之力来解决全民的医疗需求。但在我国,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政府办医仍然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似乎政府只有全力办医才是负责任的表现。其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需要支持和鼓励社会办医。这就像在城市交通中,不能只有公共汽车,还要有出租车、私家车等。由社会办医形成的各类分众化、专业化、优质化的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不仅可以满足群众多层次的医疗服务需求,而且有利于政府集中力量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履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责任,还可以产生“鲶鱼效应”,推动公立医院改革,促进整个医疗服务行业的有序竞争和相互合作。可以说,在加快公立医院改革的同时,给社会办医留下合理的发展空间并使其规范运行,让越来越多的优秀“船员”参与进来,这是政府责任的另一种体现。惟有“船长”掌舵、“船员”协力,“巨轮”才能航行得更快、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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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看病,一般人总习惯去公立医院。全国9成以上就诊量在公立医院,日门诊量过万人的医院已不罕见。其实,看病难,主要是指在公立医院看病难,就诊体验不好,服务质量不高。解决看病难,改善看病体验,必须鼓励社会办医,满足人们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鼓励社会办医。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创新社会办医机制”。国务院医改“十二五”规划给出具体目标——2015年,非公立医疗机构床位数和服务量达到总量的20%左右。但是,阻碍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破除了没有?社会资本办医还存在哪些问题?我们从今天起推出连续报道。不排队的医院医生2/3都是从台湾聘过来的,甚至还从国外聘请一些知名专家,力求保证服务水准在上海徐汇区,如果你路过钦江路102号,很可能以为是一栋商业购物建筑,而不是一所医院,因为没有川流不息的人群,门口没有停满车。一楼是星巴克咖啡店、便利店、药店以及几家速食餐厅。楼里有一家医院,所有设施按五星级酒店配置,诊室、等候区生活化。这就是大陆首家台资独资医院——上海禾新医院。“不用排队”“不用担心大医院的交叉感染”“小朋友的药都是磨成粉的”“医生态度很好”“令人安心”“品质好”,这是记者在某点评网站看到的对该医院的评价。“我们定位高端市场,打造24小时门诊,客户主要是台湾人以及一些外籍人士。他们看病一般首选禾新医院,医药费用可以通过台湾健保、国外的多种商业保险得到补偿。”院长张焕祯说,该院医生2/3都是从台湾聘过来的,甚至还从国外聘请一些知名专家,力求保证服务水准。3个月前在禾新医院生产的刘群爱人,一开始已经在三甲医院特需门诊建档,然而怀孕2个多月时,医生告知有一项检查指标达到正常范围最高值,很可能脑残。刘群赶紧联系另一家三甲医院,但被告知等排上了会错过检查时机。刘群又去看了两家合资医院,都不太满意。最后,在朋友介绍下到了禾新医院。“主治医师梁大夫告诉我们,宝宝没有问题,我们松了一口气。他就像一个老伯伯,总是耐心讲解,随时接受电话询问,每次沟通长达半小时以上。”刘群说,“每次检查都有人陪着,而且一站式解决。”对比一下,刘群觉得在公立医院产检服务较差,到不同楼层去排队做检查,有人在楼道抽烟,有人不停插队。虽然禾新不是医保定点医院,6万元费用自掏,但结合自己在国外的生活经历,刘群感觉性价比较高。禾新医院提供的数据显示,门诊次均费用约700元,住院2500元。不滥用抗生素,很少输液,在门诊人次中约占1%。一年半以来,本地患者逐步上升到该院业务量的30%,有些科室如儿科,当地患者占一半。不进医保,也很少在电视上、杂志上看到过禾新医院的广告,顶多有一些义诊、健康促进活动,这样的民营医院似乎很少见。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副校长、上海医药[0.30%资金研报]卫生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陈志兴说:“我总结禾新的特点:一是高端,主要满足台胞的医疗需求;二是医生技术过关;三是服务到位,患者看病不用走回头路;四是环境好,不拥挤。很多医院为了收支平衡,申请医保定点资格,虽然增加了收入,但人太多,环境受影响。禾新不做广告,口碑却很好。”办医审批繁杂医院开展了自费疫苗接种服务,但是申请了两年才成功,数量也没法保证禾新医院的前身是辰新医院,第一家进军大陆的台湾合资医院。所属的台湾联新国际医疗集团,在台湾有10家连锁医院。至今,联新已经在大陆深耕13年。张焕祯的另一身份是联新国际医疗集团总执行长。10余年的大陆经验,张焕祯仍无法完全适应大陆的医疗管理方法,尤其是各种事务性工作的阻碍、政策法规的限制。禾新的前身辰新医院曾搬过两次地方。上一次搬家是在合约还有5年的情况下,被房东赶了出来。当时有些项目正在投资,已有一年多时间,被赶出来之后,所有投资都打了水漂。医院的东西先在别的地方存放,然后找到有关政府部门帮忙,紧急找到一处房屋,才算解决问题。搬到新地址后,适逢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鼓励台资在大陆办医院,原卫生部等部委也已经出台《台湾服务提供者在大陆设立独资医院管理办法》,为此,联新决定办独资医院——禾新医院。然而,该医院的审批也不容易,耗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医院运行起来后,医院购置设备等事项,也需要报政府部门审批。而政府部门往往以不能单独审批你一家、不能为你一家专门邀请专家开一次会等理由,对医院的申报不予及时审批。通常要等待半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拿到批文。为了方便境外人士、外籍人士接种疫苗,禾新医院开展了自费疫苗接种服务,但是申请了两年才成功,数量也没法保证。还有,3年免税期后,医院的税费、水电、房租、物业管理等全部按照企业标准征收,没能像政策里说的一样享受优惠。管理方面也要磨合。“没有大陆的经验,不能把台湾先进经验嫁接过来。”张焕祯举例说,大陆和台湾的住院医师培训完全不同,多点执业做法不同,90%以上的病种都在公立医院里开展,药品、检查等规定不一样,因此单纯引进国外医院管理经验行不通。据他介绍,禾新医院的高管会和台湾的管理人员一起修正管理办法,大约60%的台湾经验留下,40%的方法要修正。妇产科医师陆莉英告诉记者,台湾的管理人员经常会提出一些管理方法,但是“让人觉得很奇怪”,在大陆根本实现不了。因为有大量的事务要处理,张焕祯一年中有半年时间都待在禾新,而台湾医院的事务只需要一周时间。对此,张焕祯感到很无奈。10多年前,政府就说要鼓励社会办医,但现在政策仍然没有落实下来。他打了一个比方,社会办医就像一张饼,“看得到,吃不到”。张焕祯说:“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要求,只要能和公立医院一样待遇就行。”优秀人才短缺除了台湾等境外医师,本土医师不是退休就是刚毕业的,仍是“一老一少”格局尽管从台湾来的医师大部分都是联新旗下医院的员工,但是他们来到大陆的收入比台湾本土要高,也超过该院大陆本土的医师。人员成本占据了开支大头,约占60%。“不仅是薪酬,还有他们的副高、正高等职称没办法认定,评价体系缺失,成为医院发展中最大的问题。”张焕祯说。记者翻看门诊出诊安排,除了台湾等境外医师,本土医师不是退休的、就是刚毕业的,仍是“一老一少”格局。陆莉英原来是上海一家公立医院妇产科主任,退休前受朋友之托到辰新医院出诊,退休后就留了下来。像陆莉英这样的退休医师能请到很不错了。张焕祯说,大陆医师即使退下来,也不一定能请到,还要医院院长批准。而公立医院一般将退休医师纳入管理,大多采用返聘的做法,很少将他们放出去。护士则基本以外地人为主,或是在原单位入不了编的护士。护理医技部曹红梅的情况就非常典型。6年前,因为入不了编制,她从陕西宝鸡最大的医院辞职,来到了上海。陈志兴说,人才在发展中是第一位的,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就要放开医师多点执业,如果没有调动医生的积极性,不解放医生的生产力,那么医改就不会成功。1984年,陈志兴到日本,发现那里的医师已在多点执业。医师每周到私立医院上半天班,收入很高,带的医生也可以去私立医院实习,优秀的私人医生也可以到医学院校兼职。“第一步,我们要先把退休的医生解放了,他们去多点执业不应该要院长盖章,可以学习台湾用备案办法。第二步,要主动创造条件,提供医生给别的医院选择,可以签订协议规避风险。”陈志兴认为,市场是配置医疗资源的重要基础,应让不同消费能力的人找到合适的医疗服务。社会办医为不同需求的人提供不同的服务,而政府公立医院为老百姓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他建议,首先要放开医师多点执业,其次加快落实中央文件精神,改善外部环境,政府给予民营医院一样的待遇。“鼓励民营医院发展有利于推动公立医院改革,而公立医院加快改革才会给民营医院发展留出空间。”(原文标题:想跟公立医院同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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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说“医改是世界性难题”、“公立医院改革是难中之难”,有些地方和有的同志甚至对此望而却步。其实,越是困难的问题越是最关键、最重要的问题,越需要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加快公立医院改革,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关键,也是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如果这项改革不能全面启动、加快推进,势必影响医改的整体效果。当前,公立医院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情况更为复杂,任务更为艰巨,难度也会更大,我们必须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将这项事关民生的重大改革不断引向深入。公立医院改革的基本目标公立医院改革涉及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的目标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建机制——破除公立医院的创收机制,建立符合公益性质要求的经费保障机制和薪酬分配制度。多年来,公立医院依靠服务收费发放医务人员工资和维护日常运行,诱发了过度医疗和医药费用上涨,加重了患者负担,也淡化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使医务人员与群众存在利益冲突。今后的改革,应当在机制上切断医务人员收入与服务收费之间的利益联系,化解医患之间的利益矛盾,使医务人员摆脱创收的束缚,专心致力于钻研医术、改善服务。否则,即使取消“以药补医”,也可能出现“以医补医”。同时,要建立医务人员绩效考核机制,破除实际存在的平均主义倾向,实行以绩效工资为主、岗位工资为辅的薪酬分配制度,鼓励多劳多得、优劳优得。考核的重点是服务质量、服务数量和群众满意度,不与服务收入挂钩。改体制——按照城乡一体化、医院与社区卫生机构一体化的思路,满足群众医疗服务需求。目前的公立医疗管理体制存在三大缺陷:一是城市医院与农村医疗机构分割,缺乏有机的联系,导致城市医生下不了乡、农村医生进不了城;二是医院与社区卫生机构分离,既不能双向转诊,也缺乏定向交流,导致社区卫生机构缺乏高素质人才,难以发挥应有作用;三是医院管理分散,分别隶属于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或学校、院所等,政府对公立医疗资源不能统筹调配和使用。上述问题不仅造成公立医疗资源的碎片化,形不成合力,而且使优秀医疗人才越来越向城市医院特别是大型医院集中,导致城乡之间、医院与社区卫生机构之间的医疗服务能力差距越来越大。近年来,尽管各级政府投入大量财力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建设,但由于优秀医疗人才严重不足,强基层的目标也难以实现。改革公立医疗管理体制的方向,是按照城乡一体化、医院与社区卫生机构一体化的思路,构建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紧密合作、资源共享、人才交流、互利共赢的医疗服务联合体,在医务人员隶属关系不变、福利待遇不变的前提下,建立医院医生定期到基层服务、基层医务人员定期到医院培训进修的制度,尽快提高基层的服务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基层首诊和分级医疗。调结构——根据公立医院的职能定位调整服务结构。公立医院的主要职能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享有的基本医药服务。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公立医院热衷于患者自费的特需服务,影响医药服务的公平性。政府应当严格限制并逐步降低公立医院提供自费服务的比例,对其实行独立核算,不得享受国家对非营利性医院的政策。落实公立医院改革中的政府责任公立医院是政府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窗口,政府肩负着办医、管医和推进改革的责任。对于这个问题,应当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要求政府承担无限责任,甚至希望实现全民“免费医疗”。这种思路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也脱离我国的基本国情。另一种是认为政府不应当承担医疗服务的责任,财政“只能补需方(医保),不能补供方(医院)”。这种思路实际上是对公立医院既不增加投入、又不加强监督管理,政府的责任远远没有落实。从当前情况看,后一种倾向更值得警惕。那么,在公立医院改革中,政府的责任究竟是什么?如何落实政府责任?落实政府的管理责任。一是负责制定公立医院改革规划,明确公立医院的基本职责和改革的政策、措施、步骤、方法,并积极加以推进;二是负责完善公立医院的各项管理制度,包括预算管理制度、绩效考核评价制度、医疗服务收费管理制度、医疗质量安全制度、医务人员薪酬分配制度等,并督促落实;三是负责制定城乡一体化、医院与社区卫生机构一体化的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落实政府的保障责任。政府的保障责任主要集中在建立公立医院的经费保障机制,但是这个机制并不是将公立医院的所需经费全部由国家财政包下来,而是将公立医院的一切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建立以绩效工资为主、岗位工资为辅的薪酬分配制度,并规范工资标准。具体的保障方式,一是按照政府规定标准发放的医务人员岗位工资,应当由政府财政予以保障;二是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和医院的运行经费,应当通过医疗服务,在医疗保险机制支付的报销费用中解决;三是医院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经费,由政府核定拨付;四是医院来自患者自费的医药收入,不能再由医院自收自支,应由政府统筹用于对医院的经费保障或奖励。落实政府的监督责任。一是建立医疗服务投诉制度,由政府主管部门及时处理;二是加强对医院执业行为的日常监督,保证其依法、合规、安全、有效;三是加强对公立医院收费和支出的监管,纠正并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四是加强对药品质量和生产、流通秩序的监管,严格药品生产准入标准,减少药品流通环节,规范药品定价机制,改进药品招标采购办法,严厉打击药品购销中的商业贿赂行为。落实政府的引导责任。加强医务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大力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表彰和奖励忠诚为人民健康服务的优秀典型,纠正和查处损害人民利益的不良行为,树立医务人员白衣战士的正面形象。                                               高强 中国卫生经济学会会长、原卫生部部长(原文标题:加快公立医院改革 政府如何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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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仍然让老百姓头疼。走进公立医院尤其是城市公立大医院,患者爆满,好似一个大型超市,医生每天要看几十甚至上百个门诊。2012年我国居民年均门诊超过5次、年住院率达13%,均高于同期美国的4.2人次、10.4%。可以说,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立医院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医务人员是非常辛苦的,其劳动价格也是非常便宜的。尽管如此,面对“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大家仍然要问,我们的公立医院怎么了?怎么办?公立医院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国际上,公立医院一般指政府举办、实现特定目标的非营利性医院,是确保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和公平性、保障国民健康的公共政策或制度安排的产物。而在我国,公立医院是按所有制形式来定义的,凡由政府、国有或集体企事业单位举办的医院统称为公立医院。过去一个时期,我国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特征弱化,作为“公共政策或制度安排”存在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一是医疗资源配置失衡,过度集中在城市和大医院,医疗机构之间缺乏衔接和协调,没有建立起规范的就医流程和转诊制度,病人越来越集中到三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萎缩,合格医务人员缺乏;二是政府财政投入过低、补偿不到位、补助政策不落实,导致医院生存发展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患者缴费,偏离非营利性轨道和社会公益目标;三是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格扭曲、药品价格严重虚高、过度医疗等问题,导致医患关系紧张;四是规制缺乏、监管不力,进一步加剧了上述矛盾。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进展针对公立医院存在的问题,自2009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和试点方案,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政策框架:改革措施不断细化。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关于印发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指导意见的通知》(卫医管发[2010]20号)、《关于印发2011年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安排的通知》(国办发[2011]10号)、《关于印发“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2]11号)、《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2]33号)等。路径选择:试点范围不断扩大。2010年国家选择17个城市开展公立医院改革试点,2012年又选择18个省311个县(市)开展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2014年县级试点增加到1000个,2015年全覆盖。城市试点工作:坚持“四个分开”。围绕“坚持公益性、调动积极性、惠及老百姓”的改革目标,推进“管办分开”,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推进“政事分开”,改革公立医院法人治理机制;推进“医药分开”,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推进“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完善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制度。县级试点工作:力争实现大病不出县。以破除“以药补医”机制为关键环节,以改革补偿机制和落实医院自主经营管理权为切入点,统筹推进管理体制、补偿机制、人事分配、价格机制、医保支付制度、采购机制、监管机制等改革,建立起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县级医院运行机制,力争使县域内就诊率提高到90%左右,基本实现大病不出县。加快公立医院改革的政策建议公立医院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世界性难题。从改革试点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水”还是比较深的,我们要对其艰巨性有充分认识,对其长期性有充分准备。创新体制机制,建立有序的医疗服务体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多元化办医的格局,按照“社会共有、专业管理、政府监管”的策略创新体制机制,形成不同属性公立医院分类改革的思路,改革计划经济时期“国有政办”单一模式,探索“国有政办”“国有公营”“国有民营”和“民有民办”等多种实现形式。明确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职能定位,建立联合联动、分工协作的运行机制和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就医秩序,真正实现“小病在社区、大病在医院、康复回社区”。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建立可持续的补偿机制。可持续的补偿机制是公立医院实现公益性目标的关键。当前,破除“以药补医”机制要与完善政府补助政策、理顺医疗服务价格、提高医务人员劳动价格有机统一、配套推进。政府是公立医院的举办主体,更是公益性的责任主体。要合理界定政府举办公立医院的适宜比例,每县(区)至少办好1—2所真正体现政府责任的公益性医院。改革支付方式,建立科学的医疗支付制度。公立医院改革要与医保体系有效衔接和协同发展。支付制度是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环节,也是推动分级诊疗、影响医院和个人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在实现医保付费总额控制的同时,加快推进以按人头、按病种付费等为主要内涵的支付方式改革,科学确定付费标准,建立医保机构和医疗机构之间谈判协商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加强医保机构对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督和制约。加强依法行政,建立规范的医疗监管体系。政府对公立医院监管的目的,一是实现政策目标,确保公立医院的可及性和公益性;二是强化管理机制,确保医疗服务中的质量、安全和绩效。要加快医疗卫生和基本健康权益方面的立法,通过法律、行政、财政、税收等手段加强监管。完善法人治理机制,建立现代医院管理体制。完善公立医院法人治理机制,就是要科学界定政府和公立医院在人事、资产、财务等方面的责权关系,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分工、相互制衡的权力运行机制。应建立健全公立医院理事会和监事会制度,探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完善院长选拔任用制度,建立任期目标管理和问责机制;建立适应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做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同工同酬,重点向临床一线、关键岗位、业务骨干和具有突出贡献的人员倾斜;建立现代医院质量管理模式,重点规范医疗行为,保证医疗安全和服务质量,完善用药管理、处方审核制度,加大对异常、高额医疗费用的预警和分析。                                    饶克勤 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原文标题:破解“看病难、看病贵”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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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6
        3月27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一行在北京市调研医改工作,她充分肯定了北京深化医改取得的成绩和发挥的引领示范作用,希望北京积极做好医疗资源疏解优化工作,按照“中心限制、周边发展,综合限制、专科发展,院内限制、外溢发展,单体限制、系统发展”的原则,优化资源配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北京市市长王安顺会见了李斌一行。  李斌一行实地调研平谷区医院、平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卫生情况。平谷区医院以信息化为主要手段,与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妇产医院等合作,引入市级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联合建立平谷医疗分中心。启动新农合综合支付方式改革试点,采取“共保联办”模式,引入商业保险机构参与新农合经办。李斌对平谷区的做法表示肯定,建议其他地区学习推广这一模式。   在朝阳区卫生信息中心,李斌指出,朝阳区建立的全模式区域卫生信息管理体系,实现了健康档案同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服务无缝衔接,消除了各系统之间的信息孤岛,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互联互通。   在北京朝阳医院,李斌听取了医院负责人的汇报,认为该院在医药分开等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中取得良好成效。李斌提出,分级诊疗是解决群众看病难题的重要抓手,北京充分发挥规划的引领作用,初步形成了环五环医疗服务带,建成了7个医疗联合体,构建起新型医疗服务体系。建议下一步北京推进公立医院规划布局调整,推进中心城区市属三级医院向远郊区县转移,通过对口支援、远程医疗等措施提升周边省市医疗卫生联动协作机制,促进一体化发展。   当日,李斌还了解了北京市整体卫生工作情况,听取了延庆县医院、北京朝阳医院改革情况及北京三博脑科医院社会资本办医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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