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园地-医政法规

  • 74570
    10:25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我国公立医院体系走过了60余年的发展历程。事实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选择了以公立医院制度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中国共产党本着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的质朴情怀,不回避矛盾,不畏惧困难,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我国公立医院制度逐步建立健全,在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培养医学合格人才、引领医学科学发展方面发挥了主体作用。”近日,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详尽阐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立医院制度的内涵、意义、目标和规划。  公立医院改革要把握住什么  记者:公立医院制度在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中占有着怎样的位置?  马晓伟:我国医疗服务体系采取坚持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发展的办医原则,这是由我国国情所决定的。  第一,公立医院制度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的责任。党和政府始终把保障人民健康权利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方面,公立医院是政府建立的保障群众基本医疗服务需求的机构,是党和政府保护人民健康权益的直接体现。  第二,公立医院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规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人多,病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制度要以社会可接受的成本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问题。卫生事业的发展历史和国际经验都充分证明,公立医院制度通过建立覆盖城乡的医疗服务网络,将不同层级、不同专业特长的医院统一管理,保证了机构间的协作和医疗服务的连续性,有利于医疗服务体系整体绩效的提高。  第三,公立医院在医学人才培养和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紧急救治中承担着重要作用。我国公立医院承担着为13亿人民培养医生的重任。  记者:为什么说公立医院改革处于“机遇大于挑战”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关键时期,要重点把握住什么?  马晓伟: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启动3年多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逐步健全。我们依靠政府的力量,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公立医院改革发展面临战略机遇期。  在这一关键时期推动改革,要特别注重医疗服务体系与医疗保障体系的有效衔接和协同发展。医疗保障对医疗服务的支付,是两大体系的衔接点;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是促进两大体系协同发展的关键。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可以转变医疗行为的激励导向,变药品、耗材、检查等收入为医疗服务提供成本,促进医院和医生自觉调整结构,科学诊治,控制费用。与此同时,支付方式改革还对公立医院改革产生三方面影响,即推动分级诊疗格局的形成;提高医院内部管理水平;完善激励机制,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  我们希望以支付方式改革为引领,促进公立医院实现“三个转变”,即转变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型转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管理模式,从粗放的行政化管理转向精细的信息化管理;转变投资方向,公立医院支出从投资医院发展建设转向扩大分配、提高医务人员收入水平。在“三个转变”的基础上,再实现“三个提高”,即提高效率,通过资源纵向流动提升服务体系整体绩效;提高质量,以临床路径管理为抓手加强医疗质量管理;提高待遇,通过改善医务人员生活待遇切实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  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如何架构  记者:要想做好公立医院改革的制度设计,就需要完善覆盖城乡的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对此,卫生部门有何设想?  马晓伟:下一步完善三级医疗服务体系的重点是提升能力、提高效率、鼓励发展,以实现居民半小时之内到达一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24小时之内转诊到一所二级以上医院的目标,使群众能够公平可及地享受基本医疗服务。  一是要建立健全三级医疗服务体系的基本构架。在国家层面,综合考虑地理因素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划分6—7个大区,在每个大区设立一定数量国家医疗中心,代表国家医学前沿水平,并承担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职责;在各省设立省级医疗中心,代表区域医学先进水平,基本解决省内疑难重症患者的诊疗,并承担一定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省内医务人员在职教育工作;各地级市设立若干公立医院;县(市)公立医院除承担县域居民常见病、多发病诊疗的医疗职责外,还对县域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和指导,并承担部分公共卫生职责,达到县域内就诊率超过90%,实现“大病不出县”。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政府重点办好100所左右的医疗中心、1000所左右省、地市级医院和2000所左右县(市)级医院,使之成为医疗体系的骨干。  二是要建立医疗服务体系内部的分工协作机制。以公立医院的技术力量带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提升和共同发展,推动分级诊疗格局的形成。建立城市三级医院与县级医院长期稳定的分工协作机制,对城乡对口支援作制度性安排。在城市和农村分别以大型三级医院和县级医院为龙头,通过建立资源纵向整合的医疗联合体、医疗集团,实行县乡一体化管理等,提升医疗服务体系的整体效率和服务水平。  未来的公立医院什么样  记者:您一直认为,缓解群众“看病难”、推动公立医院机制创新,关键还是一个“人”的问题。如何调动医务人员的参与积极性?  马晓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公立医院改革方面所作出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激活医院微观运行机制,实行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内部分配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在医院内部完善分配机制的同时,作为政府,也要推动公立医院机制创新,做好外部政策的支持,包括要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使医院调动积极性具备经济基础;通过外部政策调整,保证积极性的调动以公益性为导向。  记者:展望未来,在您心目中,我国未来的公立医院制度具备哪些特点?  马晓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疾病谱的变化等,也带来了医疗服务需求的变化;医疗服务领域生产力的变化,催生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变。从群众医疗服务需求出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应当做到“四个结合”,即城乡结合,城市医院持续帮扶县级医院;上下结合,大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县级医院与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协作联动;急慢结合,大型公立医院在康复、慢病管理等方面让出市场空间,发展延伸服务机构;防治结合,以医院为平台发展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在“四个结合”的基础上,我想我国公立医院改革发展应当实现“四化”,即服务整体化,形成上下联动、急慢分治的服务格局;水平现代化,占据我国医学科学发展的制高点;管理企业化,充分学习和借鉴先进社会组织的管理经验;模式集团化,实现体制创新和机制转换,使医疗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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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2
       卫生部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王立基28日介绍说,截至去年底,已有北京宝岛妇产医院、南京明基医院等22家台资及两岸合资医院在大陆开设。  北京首家两岸合资医院——北京宝岛妇产医院当天开始试运营,王立基在参加试运营仪式后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作上述表示。  他说,大陆目前正进行医疗制度改革,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医药卫生制度。随着社会需求不断增加,发展民营医院,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向社会提供多种形式的医疗卫生服务,是改革目标之一。  “宝岛妇产医院为这种架构提供了活力,希望它能够充分引进台湾的医疗经验,为完善大陆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贡献力量,为北京民众提供良好的医疗卫生条件。”王立基说。  目前在大陆开办的台资及两岸合资医院集中在沿海地区,规模最大的约有2000个床位。王立基表示:“我们也鼓励台资机构到边远地区去投资合办医院,为那里的民众提供医疗服务。”  2010年6月,海协会与海基会签署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附件四《服务贸易早期收获部门及开放措施》规定,允许台湾服务提供者在大陆设立合资、合作医院;允许台湾服务提供者在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设立独资医院。 
  • 74520
    09:54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中医药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部属(管)医院,各军区、各军兵种联(后)勤部卫生部,总参管理保障部、总装后勤部卫生局,总后勤部直属卫生单位:  按照深化医改和公立医院改革的有关要求,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认真组织实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积极开展城乡医院对口支援活动,军队医院积极开展对口支援西部地区县医院工作,进一步加强对西部地区的支援力度,县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明显提升,农村群众看病就医的可及性不断增强。根据国务院《“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国发〔2012〕11号)及有关文件的要求,为深化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进一步提高县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坚持对口支援工作的原则要求  各地各医院要在总结多年开展对口支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按照《关于实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的通知》(卫医发〔2005〕165号)、《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卫医管发〔2009〕72号)、《关于东西部地区医院省际对口支援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卫医管发〔2009〕93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军队医院对口支援西部地区县医院工作的通知》(卫医疗〔2007〕56号)确定的原则和“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要求,把这项工作与深化医改、公立医院改革发展、推进农村居民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围绕受援医院整体达到二级甲等和90%的病人看病就医不出县域的工作目标,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认真做好组织实施工作。  二、推动三级医院与县级医院建立更紧密联系  (一)帮助受援医院研究制订发展规划。按照县级医院的功能定位,结合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服务人口和医疗服务需求等因素,支援医院要指导和协助受援医院研究制订受援医院及其重点专科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协商制订对口支援工作规划,明确总体目标和年度任务,为组织实施提供技术支持和帮助。  (二)实行管理人员双向挂职。支援医院要选派有丰富管理经验的医务人员到县级医院任院长、副院长或科室主任、副主任。要在提供技术帮扶的同时,帮助受援医院完善管理制度,规范医院管理。县级医院要选派业务骨干和管理干部到支援医院相应科室和部门进修、学习或挂职,支援医院要给予大力支持。  (三)积极开展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县级医院开展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和危急重症病人的救治,以及疑难疾病接治转诊。支援医院和受援医院要建立分工协作机制,逐步形成基层首诊、分级医疗、双向转诊、急慢分治的就医格局。  (四)探索建立支援医院和受援医院合作共赢的机制。支援医院和受援医院可以通过建立医疗联合体、医院集团、托管等形式,探索建立相对紧密的关系,促进形成纵向联合体和责任共同体,增强农村群众对县级医院的认可度,提高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整体效率,形成优质医疗资源流动下沉的长效机制。  三、全面提高县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  (一)加强对县级医院重点专科的扶持力度。支援医院和受援医院要根据受援医院近三年县外转诊率前4位的病种、国务院和卫生部要求纳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范围的20种重大疾病,结合医院发展需求,制订临床重点专科建设计划。鼓励采用“团队帮扶”的模式,帮助受援医院加强重点专科建设,以专科建设带动受援医院服务能力和水平的全面提升。  (二)提高县级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支援医院的派驻人员要在受援医院参与门诊与病房排班、值班等工作,积极推广应用适宜医疗技术,为当地群众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派驻医务人员可以在具备条件的受援医院开展本医院和受援医院经批准开展的适宜医疗技术和手术。支援医院通过手术示范、技术指导和人员培训等方式,提高受援医院医疗技术水平。  (三)做好县级医院人才培养工作。支援医院和派驻医师要通过组织查房、手术示教、疑难病例和死亡病例讨论等形式,以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途径,提高受援医院医务人员业务素质和技术水平。结合县级医院骨干医师培训项目,受援医院可以选派医疗团队到三级医院进修培训,三级医院要实行“团队对团队”的导师制方式,培训受援医院的骨干人才。  (四)积极推进远程医疗工作。支援医院和受援医院要建立完善远程医疗系统,开展远程会诊、远程诊断、远程病理、远程教育、远程培训等,特别是要开展疑难危重病例远程会诊。要制订完善远程会诊的制度规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步成果,充分发挥优质医疗资源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五)提高县域中医药服务能力。在对口支援中医院和综合医院中医科工作中,要积极利用当地中医药资源,充分发挥中医简便验廉的特点和优势,提高辨证论治水平和中医临床疗效,促进中医药进基层、进农村,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水平的中医药防病治病服务。  四、做好农村居民重大疾病医疗保障相关工作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管理部门要根据本地实际,研究确定承担任务的定点医院和疾病病种。在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受援医院承担的具体任务和要求。要以重大疾病诊治需求为导向,加强重点专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要按照病种分级诊疗和转诊标准,一般大病原则上尽可能在县级医院诊治,复杂疑难病例转诊到三级医院。受援医院要配合做好筛查与治疗等环节的衔接,加强对筛查异常和确诊病例的管理,保证确诊病例得到及时有效的后续治疗。支援医院要组织县级医院按照卫生部制定印发的临床路径、技术规范,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和按病种付费的要求,细化实施适应基本医疗需求、符合县级医院实际、采用适宜技术的标准化诊疗方案,开展临床路径管理,实行单病种质量控制。重大疾病临床诊疗专家组要会同支援医院,通过疑难重症病例会诊、巡诊等方式,帮助县级医院做好工作。  五、进一步加强对口支援工作的组织管理  (一)形成对口支援的工作合力。卫生行政部门要对对口支援工作任务进行协调管理,尽可能确定一个部门统筹管理。部属(管)医院在完成卫生部布置的工作任务的同时,承担所在地方的对口支援工作任务。  (二)加强对口支援的经费保障。按照政策规定,政府负责医院支农等公共服务的政府投入。卫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管理部门要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保障医院开展对口支援所需经费,并逐步提高标准。  (三)完善对口支援管理。要建立对口支援工作责任制和激励约束制度、会商和协调制度、信息报送和分析通报制度、督导检查和评价制度等。三级医院医务人员在县级医院工作满3个月,县级医院医务人员进修6个月及以上,经考核合格者,视为全年继续医学教育学分达标。要充分利用城乡医院对口支援信息管理系统和卫生部网站的城乡医院对口支援信息查询窗口,对对口支援工作进行精细化管理。卫生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总后卫生部 2012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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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2
    按:为充分发挥乡村医生和村卫生室的网底作用,促进形成基层首诊、分级诊疗的就医格局,近日,江西省出台文件,在全省开展乡村医生签约服务试点工作,其做法为转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模式进行了很好的探索。江西省开展乡村医生签约服务试点近日,江西省卫生厅印发《江西省乡村医生签约服务试点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为转变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模式、促进形成基层首诊、分级诊疗的就医新格局进行了有益探索。一、基本原则《实施意见》提出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明确职责,规范服务。乡村医生是签约服务第一责任人,主要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乡镇卫生院受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委托负责对辖区内乡村医生进行业务指导和考核。二是自愿签约,滚动签约。引导农村居民自愿签订服务协议,原则上一年一签,期满后农村居民可根据自己的意愿,自动续(解)约或另选签约乡村医生。三是先行试点,以点带面。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区开展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力争2012年全省有20%的行政村卫生室开展乡村医生签约服务试点工作。二、服务内容签约居民至少应享受以下服务内容:一是基本医疗服务。乡村医生要为签约居民提供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接受居民监督打分。乡村医生的门诊日志由村卫生室统一存档,乡镇卫生院每月进行审核,并列入乡村医生考评档案,作为对乡村医生考核的依据。二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行包户责任制。乡村医生要以签约居民需求为导向,以居民健康档案为基础,以65岁以上老年人、0-6岁儿童、孕产妇、慢性病人、重型精神病患者等为重点服务对象,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同时,为行动不便的签约对象提供电话咨询、上门访视、家庭护理、家庭病床和家庭康复指导服务。三是健康评估。在乡镇卫生院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乡村医生每年对签约居民进行1次健康状况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制订个性化健康管理方案。四是转诊服务。如遇有疑难、急重症或受条件限制,需要转上级医院诊疗的病例,乡村医生要及时提供转诊服务,并履行转诊手续。五是其它个性化服务。各地可因地制宜,鼓励乡村医生以健康管理为主要内容、以主动服务为主要形式,提供免费、优惠、特需等类型服务。需要收费的项目应根据国家有关收费政策和标准执行,也可采取协商等形式,确定服务收费。三、签约模式乡村医生签约服务按照乡镇卫生院划片包村指导、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包户包人的原则,建立稳定的契约型服务关系。村卫生室是签约服务的主体,乡村医生是签约服务的第一责任人,负责对签约居民提供服务。乡镇卫生院采取技术人员划片包村的管理方式与村卫生室结成对子,负责对签约乡村医生进行业务指导。村卫生室负责人可根据辖区内居民数和乡村医生的服务能力,引导居民自愿选择乡村医生签约。农村居民可以户为单位与乡村医生签约。乡村医生要履行协议规定的服务承诺,并根据居民的意见,及时调整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和居民满意度。四、保障机制《实施意见》提出,要完善乡村医生签约服务的补偿机制,鼓励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确保签约乡村医生应获得的报酬及时足额到位,调动乡村医生的积极性。一是补偿方式。乡村医生服务报酬的主要来源由县级财政卫生防疫津贴、省级财政乡村医生公共卫生服务岗位补助、政府购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劳务补贴(即乡村医生完成40%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所得)、实施基本药物制度零差率销售财政补贴和一般诊疗费收入五部分组成。签约内容外以及未签约居民的诊疗费按照国家相关政策执行。二是核拨方式。每年年初,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的50%通过乡镇卫生院作为基本补助足额发放给签约乡村医生,剩余的50%年底绩效考核合格后发放;一般诊疗费由新农合经办机构按月核拨。乡村医生绩效考核按《江西省村卫生室绩效考核实施办法(试行)》和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考核评估标准执行。卫生行政部门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日常管理和常规检查情况、乡村医生的签约服务数量质量和签约对象满意度均应列入考核内容,其结果作为补助资金分配的依据。 
  • 74503
    16:26
    北京于今年8月底正式公布了鼓励社会办医的“十八条”,向社会资本敞开医疗服务市场。与此同时,北京已有的大型公立医院也在紧锣密鼓着新的谋篇布局,或外迁新建,或设立分院。 9月17日,北京清华医院一期工程医疗大楼主体结构封顶。在北京正在重构的医疗版图上,又一家医疗机构就位。按照北京市的规划,这个新的医疗带将环绕着五环展开,包括清华、北大、天坛、友谊、积水潭等多家公立和社会办医疗机构,已经纷纷纳入这个新的医疗带。   (图片来源北京市卫生信息网) 这些几乎是全国最优质的医疗资源,而它们中的多数则拥有着几十甚至上百年的历史。在新医改发起公立医院改革之时,这些大医院也在积极谋求新的发展契机。北京城多年来形成的这个医疗资源的旧有格局,正在悄悄发生着巨变。 在这场变局中,这些著名的大医院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公立医院改革能否从与社会资本的纠葛中理出些头绪。这些问题的最终答案颇值得期待。区域卫生规划、卫生行业属地管理是直接关系到公立、私立医疗资源合理配置的政策措施,而在呼吁多年未果之后,许多人已清醒的认识到“管办分开”才是其真正落实的大前提。 从医疗卫生资源配置这个宏观视角梳理新医改,发生在公立医院、社会资本和政府之间的利益纠缠反而更加清楚。 谋划五环医疗带 在北京传统的医疗资源布局当中,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区。比如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就位于东单北大街,再向西去的一条马路就是繁华的王府井。与协和隔长安街相望的是另外两家百岁医院:北京医院和同仁医院。 这种格局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北京的大型医院大都拥有悠久的历史,东部的协和、同仁都有着百年历史,西部的阜外、友谊也都有着五十年以上的历史。而按照北京市当时的发展程度来讲,这些医院的布局也是理所当然。 但时至今日,当北京的城市地图已开始向五环外蔓延时,如此多的大医院集中在城区,则已经显得过于拥挤。准确的说,这个“拥挤”有两层含义: 一方面,对于北京的城市运行来说,由于人口数量的庞大和城市治理的问题,中心城区的交通压力日益增大;而人满为患的大型公立医院更是加剧了医院周边的交通压力。 另一方面,对于布局在城区的大医院来说,空间压力显得越发突出,而且北京官方已经明确表示未来城区将不再建设大医院,这已经断了任何医院企图在城里扩张的念想;而且,即便有些医院自身仍具备开发潜力,在寸土寸金的城区,任何一点空间都价格不菲。 以目前最为紧缺的儿童医疗资源为例。北京儿童医院位于北京的西二环,为了应对急剧增加的门诊量,医院正在竭尽全力挖掘内部潜力。而就在医院门诊大楼旁边的一栋破旧居民楼,却挤占儿童医院本已紧张的空间。 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告诉记者,儿童医院的血液科是胡亚美院士一手创建。目前,为了应对日趋增多的小儿白血病问题,医院很早就规划了新的血液楼,专门用于儿童血液疾病的救治和研究。但多年过去了,儿童医院的血液科依旧挤在四个病房大的空间里。 导致这栋居民楼拆迁困难的原因也并不复杂:暴涨的房价。据了解,在拆迁协商的过程中经历了几次反复,而拆迁价格也在这些反复中从开始每平方米五万元涨到了现在十万元。 这基本就是城区的行情。 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区,在使城区变得越发拥挤的同时,北京市郊县的医疗资源则显得较为薄弱,很长的时间里没有三甲医院。这也使得医疗卫生资源的布局在北京市内部已经出现不平衡。 北京市已经开始着手调整市区医疗资源的布局。在北京市2012年人代会举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医改办主任韩晓芳就表示,北京2012年将进行医疗资源布局结构调整。 总体概念是核心区资源将向外扩散,城区将不再新建大医院,都将选址郊区。在环五环左右的位置布局一个优质医疗资源覆盖带。 据记者了解,这个新的五环医疗带包括布局在10个远郊区县的11个区域医疗中心,并由北京市11所大型三甲医院提供对口支援;同时,这个医疗带还有10家新建、外迁以及办分院的大医院。 空间和患者何以兼得? 对这些大型的三甲医院而言,最直接的收益应该就是更加充足的建设空间。 比如已经将新址选在了花乡樊家村的天坛医院,新建院区总占地面积29.2公顷,相当于现在天坛医院面积的4倍。再比如已经建成的北京同仁医院亦庄分院一期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是同仁医院现有院区面积的三倍,而二期3万平米则在规划中。 空间的扩大意味着这些三甲医院积攒多时的能量,将会有更多的用武之地。而这可以从他们对未来新医院的描绘中得到验证。 正在谋划新院区的北京儿童医院,就将其定位为集医疗、科研、教学、保健及围产为一体的医疗中心。友谊医院在规划顺义院区时,也同样定位为医、教、研、防一体的现代化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这种空间条件的改善,也的确为那些美好的愿景提供了实现的可能。北京地坛医院是已经完成搬迁的三甲医院。新址是原址面积的两倍多。在此基础上,地坛医院正在从以传染病、肝病为特长的医院,向综合医院转型。 但如果医院的搬迁仅仅需要考虑空间的问题,那么问题将会简单得多。而实际当中确实不那么简单。 按照北京市的规划,未来的大医院将在五环乃至更远的地方布局。实际上,在北京市公布这个规划以前,上述罗列的大医院多数都曾传出正在远郊选址的新闻。但数年过去了,这些医院仍在选址中。 这种徘徊不前的状况,也反映了大医院和政府之间在诉求上的差异。 对医院来讲,发展当然需要空间,但更大的空间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患者,所以,大医院希望自己的新址不至于损害门诊量,甚至希望能有所提升。而对于政府部门来讲,城区的交通压力已经很难承受再增加一所大医院;而对于远郊正在建设的新城来说, 医院都是重要基础设施,无论那里是否已经有足够的患者。 “现在这个地址是政府给我们提供的建议,但那个地方实在太远了,患者怎么可能愿意跑这么远去看病。”一位来自正计划外迁的医院人士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所以,我们医院的选址也没有最终确定,还在跟政府商量。” 问题还不止出在医院与政府之间,也存在于医院的各科室之间。因为需要建立分院的医院来说,各院区之间的学科设置也将会决定谁将离开城区而到更远郊区去。 一位三甲医院的院长就曾向记者感叹,各科室之间的协调非常困难,关系到医院未来的发展大计。“让重点学科科室到郊区,可能不只这些科室不愿意,北京的老百姓、政府官员都可能不愿意。”这位院长说,“其它科室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但问题是,郊区的医院更需要重要的学科去增强吸引力。” 对于那些远郊区县而言,城区三甲医院的到来,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福音。比如地坛医院已经成为北皋地区的医疗中心,在向综合医院转型的过程中,医院的门诊量已增长到原来的4倍。不过,地坛医院门诊总量较小,与城区三甲医院动辄上万的日门诊量难以相比。 正是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让大医院向城外搬迁的脚步变得缓慢。 门头沟的“第三路径”? 有一点是肯定的,对这些“百年老店”来讲,挪一次地方实属不易。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在搬迁之后获得更大的发展,于是便出现了诸多宏伟的规划蓝图。 至于如何能够获得这个新的发展,作为医院管理者的院长们,也并不是没有想过一些大胆的突破,比如引入社会资本。有院长曾私下对记者表示,他们很愿意引入社会资本,甚至考虑过发展连锁经营,以更大程度的发挥医院的品牌效应。 但公立医院牵涉到国有资产,更涉及到现有卫生管理体制,所以改革的难度极大,少有成功的案例。中国医药[20.75 -0.62% 股吧 研报]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就提出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社会资本进入公立医院仍缺少基本的规则,公立医院的资产都难以进行评估。 不过,在北京,公立医院引入社会资本参与经营管理已经产生了较为典型的案例,就是门头沟区医院的改革。 2010年,门头沟医院引入社会资本——凤凰医疗集团,采取PPP(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当中的ROT模式进行合作,即重构(Restructure)、运营(Operate)、转移(Transfer)。时任门头沟区副区长姚忠阳将双方合作模式的核心概括为“五变八不变”。 首先是“八不变”,包括医院公益职能不变,非营利性质不变,国有性质不变,国有资产所有权不变,政府监管不变,职工身份不变,党、团、工会、妇联等组织体系不变,医院名称不变。 之所以提出这个八个不变,则是为随后五个改变做准备。正如姚忠阳所言,“这八个‘不变’是‘变’的前提。” 五个改变包括投资机制变为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多元投入机制;决策体系改为理事会制,区政府和凤凰医疗集团分别委派;探索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改变人事管理和工资管理制度;建立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取消院长行政级别;构建由政府、监事会、第三方组成的多元监管。 按照凤凰医疗集团副董事长吴珀涛的解释,在这个过程中,凤凰医疗集团的收益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在医院管理中的直接汇报——门头沟区政府每年支付200万管理费;健康产业链整合收益;集团化管理协同收益。 不过,除政府购买服务支付的费用外,其他收益的方式仍有待于进一步明晰。但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革,仍旧在体制上取得了突破。 国务院研究室发展司原司长朱幼棣认为,门头沟区医院改革的重要价值,是切中了公立医院改革中“管办分开”的要害,并找到了一条公立医院引入社会资本、建立现代医院制度的有效路径。经过两年的探索,门头沟医院的改革成果也得到了北京医改部门的认可。 北京市医改办主任韩晓芳在9月1日的北京市公立医院改革实践高峰研讨会上对门头沟医院的改革实践做出了肯定的评价:“通过引进外力,解决了长期要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整个社会的健康得到保障,各方面的水平都在提升。” 门头沟医院在引入社会资本上的平稳过渡,以及在随后运行当中的良好效果,让人依稀看到了这种模式推广的可能。 “有领导在医院调研的时候表达很大胆的想法,向更多的医院推广这种模式。”一位熟悉门头沟医院的学者告诉记者,“但我想,短期内推到市里的三级大医院还是不大可能,那个难度和影响要大得多。” 公立医院与社会资本的纠葛 不要说在更大、更高级别的公立医院引入社会资本,即便是最初在门头沟医院——2009年北京市11个远郊区县医疗中心排名倒数第一,引入社会资本带来的质疑和反对就已经相当严厉。 2010年5月,门头沟区医院改革方案初定。北京市医改办牵头,组织了公立医院院长、卫生部官员、专家学者对改革方案进行讨论。 讨论中,计划派和市场派专家观点的不同是可以预见的。 计划派认为政府应该在医疗卫生行业中起主导作用,社会资本逐利性难以保证医院的公益性;市场派认为,引入社会资本有利于改变运行机制、提高效率,但方案中政府的限制太多。有趣的是,两派在结论上竟达成了一致:改革难以取得成功。 还有一派的观点也颇为鲜明,就是公立医院院长和卫生部门官员,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卫生系统内部。当时一个颇为激进的言论是,“如果你们一意孤行,一切后果由你们承担。” 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李军分析认为,这派反对主要是担心改革的成功会对打破公立医院现在的神话,对社会资本难以保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造成冲击,不利于公立医院继续固化机制。 李军参与并记录了门头沟区医院改革的主要过程。 几年过去了,当初三派争论的声音,今天听上去仍旧耳熟能详。强调公益性、坚持公立医院必须由政府举办的声音,仍旧此起彼伏。但形势还是在慢慢发生变化。 门头沟医院的改革效果得到了官方认可,公立医院的院长开始表达引入社会资本的愿望,而且国家医改政策对鼓励社会办医的力度仍在加大,并直接给出了一个20%的目标。 “可以看到反对的声音小了许多。”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朱恒鹏说,“门头沟医院的改革也表明,公众对社会资本的接受程度也在升高。” 不过指望社会资本能够迅速参与到公立医院的经营管理甚至改制当中,似乎仍显得不那么现实。倒是更多民营医疗机构值得期待,毕竟医改“十二五”规划提出了20%的目标。但那里仍旧延续着公立与民营的纠葛。 不久前公布的北京市社会办医“十八条”明确作出一个承诺,新建医疗机构将优先社会资本—— 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但社会资本仍旧担忧实施细则的迟滞,因为那才直接关系到十八条的落实。 与社会资本依旧徘徊明显不同的是,公立医院则已经迈开步子。不仅有迁至新院区、设立分院的,还有在原址上就地扩建的,而规模和面积都是呈倍数的增长。但问题是,大医院在扩张道路上的高歌猛进,是否会进一步挤压社会资本的办医空间?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大型公立医院的快速扩张,是否背离了医院的定位? 从医改的角度讲,理顺医疗服务体系,大医院应更多承担疑难杂症的诊治和研究,普通门诊应更多下沉到基层。公立医院医院规模的扩大,暂时对满足北京市庞大的医疗需求以及缓解医疗资源的压力有重要意义。但大医院吸引更多的普通患者,进一步将资源集中在自己的手中,是否有可能影响长远的发展? 实际上,卫生行政部门调配医疗卫生资源的重要手段是制定区域卫生规划,实行全行业属地管理。但这项制度在当前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却并不大。 症结仍在管办分开 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是新医改提出的要求。医改“十二五”规划就明确规定,“推进医疗资源结构优化和布局调整。科学制定区域卫生规划,明确省、市、县级卫生资源配置标准,新增卫生资源优先考虑社会资本。” 理论上讲,区域卫生规划的影响力颇大,它是卫生行政部门对卫生行业进行管理的主要工具,包括区域内医疗卫生资源的规划、审批、调整、监督、评价等都要符合区域卫生规划要求,并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的统一管理。 我国于1999年全面开展区域卫生规划的实施,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卫生部当年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区域卫生规划工作的指导意见》。到2003年底,全国各省级政府均出台了卫生资源配置标准,200多个地级市制定了区域卫生规划,部分城市组织实施。 但到2005年前后,除少数地方外,区域卫生规划工作总体上处于停滞。 “2003年‘非典’的发生影响了各地区域卫生规划的实施,同时实施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如管理体制的制约、领导推动的力度、社会各方面认识的差异、卫生投入的紧缺以及规划的水平等等,使规划在落实过程中困难重重。”卫生部办公厅主任侯岩在《中国卫生政策研究》上撰文谈及我国区域卫生规划时指出。 侯岩还指出:“由于不同行政层级开办同类机构,同一区域内集中了从属不同部门、不同层级、职能交叉的多个医疗卫生机构,规划事实上要受到各方制约。” 这可能是推动区域卫生规划实施的最大难处——位于同一区域内的医疗卫生机构,归属于不同部门,使得地方卫生行政部门难以做到全行业管理。 以北京地区为例,“八路大军”办医是北京地区医疗机构归属的典型写照,包括部委、军队、大学等等都有各自举办的医疗机构。这些部门的级别大都高于北京市地方的卫生行政部门,也导致地方很难做到对医疗机构的统一部署。 这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医疗机构的评审,“由于没有医疗机构的属地化管理,就没有统一的三级医院评审标准。”上海市医院综合评价(评审)中心主任何梦乔说。 “总结以往经验,管理体制是规划实施的最大障碍,当前必须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力度,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才能确保区域卫生规划发挥应有作用。”侯岩在文中指出。 问题再一次回到了公立医院改革一直以来的核心问题:管办分开。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学者都表示,管办分开是全行业属地管理的前提,否则不大可能实现。 侯岩建议采取两方面措施:一是积极推进建立完善医院法人治理结构,实行政事分开,公立医院不再归属于哪个部门,包括卫生在内的所有政府行政部门都不直接举办医院,以形成进一步深化管办分开改革,实现卫生全行业管理的基础条件;二是优化卫生分级管理体制,理顺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责权。 目前在我国公立医院管理体系中,国家、省、市、县都管理同类公立医院,区域卫生规划很难落实。同时以往以地市行政区域为卫生规划的区域范围,随着省直管县等改革,如何确定规划的区域需进一步研究。“从国际研究看,对于卫生管理宜逐步形成跨行政区域的卫生区域更为科学有效。分级管理不仅涉及卫生管理体制,还涉及财政体制和政策等改革的难点问题。”侯岩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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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大骨节病最重病区之一的西藏边坝县采取“大米行动”、改水、补硒和维生素等综合防治措施,目前已有效地遏制了病魔肆虐。  近日,来自国家有关部门的专家对边坝县的考核评估表明,该县基本达到防治大骨节病的阶段性控制目标。主持此次考核评估的中国疾控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大骨节病研究所副所长周令望说,在过去的10多年中,边坝县实施以非病区的大米代替病区青稞的“大米行动”,大骨节病患者锐减,尤其是儿童新发病率下降。  2000年,边坝县开始换粮试点。2003年,援助边坝县的中国电信集团发动60万名员工捐款,每年为大骨节病区的0至15岁儿童少年援助大米200吨,至今已持续10年,累计价值1000多万元。  与此同时,边坝县在病区修建安居房209户,改善了1254人的居住条件;对8个高发村实施了异地搬迁;对14个村进行改水,使7000多人受益;对3454名小学生实行寄宿制,改变了他们的膳食结构。此外,开展优生优育6376人次、健康教育10379人次,并将1930名大骨节病致残人员纳入农村低保范畴。  中国电信集团第五批援藏干部、边坝县委副书记邓友铭介绍,今年该县历时3个月对大骨节病区9个乡镇1.3万人的普查显示:全县大骨节病患者降至1675人。其中,对5个乡镇的7岁至12岁儿童拍摄X线片540张,大骨节病的X线检出率仅为0.93%。  西藏是全国大骨节病重病区之一,大骨节病患者集中在昌都地区,其总数占到西藏的60%以上,而边坝县又是昌都地区大骨节病最严重的病区。1999年6月,由卫生部考察组对边坝县2个乡镇5个村200多人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7岁至12岁儿童的X线检出率宗多村最低为26.67%,拥村最高为5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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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9日,2012年“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和《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总结三年来“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和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研究分析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动员部署做好“十二五”期间的工作。卫生部部长陈竺、总后卫生部副部长李清杰出席会议并讲话,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主持会议。     陈竺讲话指出,组织实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开展城乡医院对口支援,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是深化医改的重要内容,是卫生行政部门和公立医院的重要任务。深化医改三年以来,全国卫生系统以组织实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为主要内容,深入开展城市支援农村、东部支援西部、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医疗卫生事业,为缓解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一是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制度基本建立。以“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为主要形式,以东西部地区医院省际对口支援为重要内容,以部属管医院和大型医院支援老、少、边、穷地区为补充的全方位对口支援格局业已形成,并成为制度性安排。二是县级医院服务能力显著提升。三是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得到加强。四是城市医务人员经受了锻炼。三年来,派驻医务人员帮助受援医院开展手术40余万例,推广新技术、新业务3万多项,建立特色专科4000多个,支援医院帮助受援医院培训县级医院骨干医师18,000名,相当一部分县的新农合病人县外转诊率已经控制在10%以内。北京等东部9省市安排了180所三级医院对口支援内蒙古自治区等西部8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75所县级医院,共派出医务人员1722名,帮助受援医院接诊病人21万人次,开展手术1.68万台,教学查房1.7万余次,开展新技术近1800项,培训医务人员近9万人次,建立特色专科400个,免费接收1300多人进修培训。  陈竺强调,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关乎医改全局,是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的重中之重。今年要做好20种大病的医疗保障工作,必须提高县级医院的大病救治能力。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十二五”期间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发展的任务更加突出。要准确认识改革发展的关系,努力实现县级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目标。要以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为抓手,解决县域群众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问题。要提高县级医院诊治大病的能力,缓解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要发挥县级医院的龙头作用,提升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整体绩效。要以城乡医院对口支援为契机,缓解群众就医负担。  陈竺要求,“十二五”期间要继续实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组织开展东西部地区医院省际对口支援,深化军队医院支援西部地区县级医院工作,推动城乡医院对口支援由“全面覆盖”向“重点提高”,由“技术支持”向“内涵建设”,由“松散帮扶”向“上下联动”的转变。要以专科建设为中心,有重点地提高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要加强人才培养,为县级医院持续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要拓展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内涵,提高受援医院管理水平。要以县级医院为纽带,畅通支援医院和受援医院双向转诊通道。要进一步加强对口支援工作的组织管理,特别是要建立责任制。  李清杰副部长讲话指出,军队卫生事业是国家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3年来,军队医院与受援医院密切配合,扎实抓好医疗服务、突出抓好学科帮建、重点培养骨干人才、积极培植先进技术、着力深化管理帮带,在提高受援医院服务能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军队各级卫生部门和医院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做好对口支援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创新制度规范,完善运行机制,扎实推进对口支援工作。要进一步狠抓工作重点,帮助受援医院推行现代管理方法,建设优势特色学科,培育先进实用技术,培养高水平技术骨干。要进一步提升对口支援的工作质量,提升对口支援工作整体效益。  马晓伟副部长指出,今年是十二五期间公立医院改革的开局之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启动,新农合已进行了安排部署,县级医院大病救治能力建设至关重要。“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采用国家立项、财政支持、行业组织、医院承担的形式,实施8年来,帮助县级医院提高了能力水平,但是各地还不平衡。要集中力量抓好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把这项工作开展情况与医院评审评价等工作结合起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要制订对口支援的质量评价体系和标准程序,对各地各医院的工作进行检查评估,切实把工作抓在手里,落到实处。  马晓伟副部长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各单位要认真学习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对组织实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和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让全系统的每一位领导干部和职工都了解本次会议的精神,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结合落实深化医改和公立医院改革的有关任务,研究提出本地本单位深化“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和对口支援工作的目标任务和方案、措施,做到目标明确、任务到人,方案可行、措施得力。要以“三落实”为重点,落实向县级医院派驻人员的要求、落实医务人员晋升前下乡一年的要求、落实人才、技术、重点专科建设等方面的任务。通过“三落实”,达到“两提高”,提高受援医院的服务能力,提高受援医院的管理水平。  会议对北京协和医院等55个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先进集体和王晶桐等57名先进个人进行了通报表扬。北京市卫生局、浙江省卫生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解放军总医院进行了大会交流。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医改办、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总后卫生部有关司局和直属单位负责人,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卫生厅局和中医药管理局负责人,各军区级单位卫生部门分管领导,有关大学医院管理部门负责人,相关三级医院和县级医院,有关学会、协会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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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开展城乡医院对口支援是公立医院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统筹城乡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对提升受援医院管理水平和医疗服务水平、缓解农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上海市自2009年起,启动了为期三年的对口支援云南省县级医院工作,累计派出了5批医疗队共19家三级综合医院的475人次医务人员,对口支援工作覆盖了云南省16个州市,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在刚刚发生的“9.7”云南彝良地震中,正在支援彝良县人民医院的上海金山医院医疗队,更是首当其冲参加了伤员的紧急救治。 紧急救治显真情  对口支援见实效             ——上海对口支援云南省县级医院侧记 一、对口支援纪实:紧急投身云南彝良“9.7”地震医疗救治2012年9月7日11时19分,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洛泽河镇发生5.7级地震,12时16分,又发生5.6级地震,近百万人受灾。震后72小时是黄金救援时间,全力以赴搜救生命成为第一位的任务。作为当地医疗中心的彝良县人民医院,由于距离震中心近,震感强烈,也出现了险情,部分墙体出现了裂缝。而根据卫生部和上海市卫生局省际医院对口支援项目安排,正在云南省彝良县开展三年对口帮扶工作的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医疗队5名队员却顾不上个人安危,第一时刻以主人翁姿态迅速投入到住院病人的紧急撤离和安置,紧急救治、心理疏导等工作中。下午14:00,陆续有救护车驶入,血肉模糊的伤员不断送来。而据震中传来的消息,洛泽河镇不少房屋倒塌,巨石滚落严重,急需医疗救治!上海金山医疗队得知情况后,马上向当地医院提出赴现场救援的申请并得到批准。做好充足的医疗准备后,16:00,上海金山医疗队和当地医务人员组成的医疗队开赴震中洛泽河。由于洛泽河镇地处峡谷地带,地震造成大量滚石阻断道路,到达铅锌矿区后道路完全中断,救护车不能开进现场,只能徒步进入重灾区。越入灾区,越触目惊心,有汽车被砸到洛泽河,有约20吨的巨石横卧整条马路,有重吨卡车被砸得没了车头,而人被砸断了腰......前行的路异常艰难,上有飞石,下有滑坡,侧有湍急的洛泽河,遇到滚石严重的地段,需要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过。即使这样,队员们还是被飞石不同程度地砸到,高温加上一路奔跑,还有队员出现了脱水现象。18:00,医疗队到达第一个重灾区——洛泽河镇彝河街。地震造成土木结构房屋大量倒塌、人员伤亡严重。医疗队迅速开展对伤员的清创、消毒、包扎等,做好基本的处理,骨折伤员先进行固定,挤压伤病人先进行输液,再等待道路清理通畅后进行伤员的转运。余震不断,旁边的房屋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所以边处理伤员边要随时准备着搬离伤者。当天夜里,在当地的一个临时安置点,医疗队员们看护着伤员,彻夜无眠,一盏盏手电筒成了输液灯、观察灯。9月8日,根据彝良县卫生局的统一部署,医疗队开始实施危重病人的转运。转运工作异常艰巨,有几处高危路段是建立在滑坡之上,行驶之前先要做好飞石滚落的预判,之后就是加足马力快速通过。经过滑坡最高点时,前面有车辆发生侧翻,也有救援车被飞石砸到抛锚在途中。由于余震不断(每天保持在100多次),唯一的一条道路一天中就可能被封锁几次,从彝河到彝良县城转运一趟伤者来回长达近6小时。医疗队员们坚持战斗在地震前线,勇于承担起“生命护送者” 的重任,至9月9日,现场救治伤者30余人次,重伤者5人次,转运伤者20人次。9月10日,医疗队返回县医院处置伤员。当晚至11日晨,灾区普降暴雨、局部大暴雨,余震还在继续。叠加的灾害,迫使未来一段时期地震灾区的医疗救治任务依然艰巨,而连续奋战了近百小时的队员们还将与当地医务同行们继续战斗! 二、对口支援做法:19家三级综合医院对口支援覆盖云南省全部16个州市与地震发生后从全国各地赶赴当地的医疗队不同,上海金山医疗队不是彝良县人民医院的客人。从2009年下半年起,为积极响应国家新医改中关于统筹城乡卫生事业发展,提升县级医院服务能力的精神,根据卫生部关于东西部地区省际医院对口支援工作的部署,上海市卫生局启动了为期三年的本市19家三级综合性医院对口支援云南省19家县级医院工作,实现了对云南省16个州市的对口支援全覆盖。其中,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承担了对口支援昭通市彝良县人民医院的任务。2010年3月,上海金山医院派出第一支医疗队赴彝良县人民医院开展工作,截至目前,已累计派出5批医疗队共25人次,根据当地的疾病谱和彝良县人民医院的实际情况,建立了特色专科6个,开展新技术新业务38项。彝良县人民医院已经掌握了腹腔镜微创手术等新技术,检验科、放射科、病理科、B超室等辅助科室的检查报告质量也大幅提高,彝良县人民医院的临床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得到明显提升。三年来,上海19家三级医院将“派出去”和“接过来”作为对口支援的两项重点,以夯实基础和转变理念为切入点,将提升管理和帮扶技术并重,通过技术支持、人员培训、远程指导、管理流程再造、义诊会诊设、备捐赠等形式全方位开展对19家县级医院的支援合作,甚至通过实施国家县级医院骨干医师培训项目、在当地举办教育培训班等形式把对口支援成果扩散到相邻县市,甚至整个州市。截至目前,上海市已累计向云南派出5批医疗队共475人次,在当地共开展门诊128520人次、急诊20652人次、手术18893例、会诊及疑难病例讨论13108次,建立特色专科191个,开展新技术、新业务1133项,接收进修培训606人次,进行义诊32743人,开展学术讲座3922次,进行业务培训45483人次、教学查房11936次、手术示教4683次,设备捐赠折合人民币488.94万元。受援医院的业务量、业务收入等有了极大提高,对口支援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同时,援滇医务人员在云南当地工作生活的半年里,对边远落后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薄弱状况和群众看病就医的艰难有了亲身体会,在工作能力、思想境界、意志品质等许多方面得到了明显提高,实现了受援医院提升了能力,支援医院锻炼了队伍,医务人员结下了情谊,当地群众得到了实惠的多赢局面。
  • 74392
    16:39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日前发布《2011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显示,2011年卫生事业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实现了“十二五”时期良好开局,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一定缓解。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继续下降每千人口床位数增至3.81张2011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上年的16.4%。降至15.6%。,其中城市为7.1%。,农村为19.1%。;婴儿死亡率从上年的13.1%。降至12.1%。,其中城市为5.8%。,农村为14.7%。;新生儿死亡率从上年的8.3%。降至7.8%。,其中城市为4%。,农村为9.4%。。孕产妇死亡率从上年的30/10万降至26.1/10万,其中城市为25.2/10万,农村为26.5/10万。2011年年末,全国800张及以上床位医院857家,比2010年增加了139家,增加1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516万张,较上年增加37.3万张。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由2010年3.56张增加到2011年3.81张。2010年全国卫生总费用达19980.4亿元,占GDP的4.98%。其中:政府卫生支出5732.5亿元(占28.7%),社会卫生支出7196.6亿元(占36%),个人卫生支出7051.3亿元(占35.3%),个人支出比2009年下降2.2个百分点。人均卫生费用1490.1元,其中城市2315.5元,农村666.3元。2011年全国卫生总费用预计达22496亿元,人均卫生费用1643.2元。全国卫生人员总数达861.6万每千人口注册护士1.66人2011年年末,全国卫生人员总数达861.6万人,比上年增加40.8万人(增长5%)。其中,卫生技术人员620.3万人,较上年增加32.7万人(增长5.6%)。2011年,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1.82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1.66人;每万人口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人员4.73人。2011年,医院医师日均担负诊疗6.9人次和住院2.4床日,工作量较上年略有增加。全国医院病床使用率88.5%,与上年比较提高1.8个百分点。医院出院者平均住院日为10.3日,与上年比较缩短0.2日。 
  • 74369
    16:55
       卫生部收回去年新增三级医院牌照  医院评级制度:废止还是再造  一石激起千层浪。近日,卫生部发出通知,收回2011年新增三级医院的牌照,并要求各地规范医院评审工作,防止出现医院争级上等,搞形式主义。然而,舆论借机将之演变为医院评审“存废”之争。不少人认为,不是评审过程出了问题,而是这种评审本身就不该有。  那么,医院评级究竟从何处而来,又将走向哪里?  前世今生  卫生部医政司前司长、医院评级制度的主要奠定者于宗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中国医院评审萌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最早由辽宁省丹东市开展“文明医院评比”活动拉开序幕。1987年11月,卫生部召开全国“文明医院”建设研讨会,将丹东经验推而广之,并引向医院评审。半年后,经过反复讨论,“医院分级管理”和“医院评审标准”的框架和原则被确定下来。  按照这些框架和原则,医院依据功能、任务的不同划分为一、二、三级;各级医院经过评审,按照《医院分级管理标准》确定为甲、乙、丙三等,三级医院增设特等,共三级10等。一级医院是直接为一定人口的社区提供预防、治疗、保健、康复服务的基层医院、卫生院。一级甲、乙、丙等医院由地(市)卫生局审批。二级医院是向多个社区提供综合医疗服务和承担一定教学、科研任务的地区性医院。二级甲、乙、丙医院等医院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审批。三级医院是向几个地区提供高水平专科性医疗卫生服务和执行高等教学、科研任务的区域性以上的医院。三级甲、乙、丙等医院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审批;三级特等医院,由卫生部审批。企业事业单位及集体、个体举办的医院的级别,也比照划定。为了防止出现医疗事故,保证患者的安全、合理治疗,规定极少数药品及麻醉剂,只允许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较高的地区性和区域性以上的医院使用。  1989年11月,卫生部发布了卫医字(89)第25号《关于实施医院分级管理的通知》、《综合医院分级管理标准〈试行草案〉》。医院评级正式走进中国人视野。自那以后,中国开展了世界上数目最多的医院评审。从1989年到1998年,17708家医院被归类审定,其中三级医院558所、二级医院3100所、一级医院14050所,占1998年底我国医院总数的26.4%。  这个过程被认为使中国的医院面貌一新。1997年11月,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敏章说,在实行评级制度之前,中国医院最大的弊病是缺乏完善的标准体系,而只有十几项统计指标。这就造成了医院设置、建立和发展的盲目性很大,资源配置不合理,医疗质量也难以稳定提高,对其执业更是很难实行监督。实行评级制度以后,这种境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他还引述一份对医院评审工作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卫生厅、局长,医政处长,医院院长,医科大学校长,医院职能科室负责人,科主任,医生,护士)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调查对象对这项工作充分肯定,得到了多数医院管理者和广大医务人员的普遍欢迎,医院评审使医院管理达到历史较好水平。  卫生部还推出唐山市工人医院、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和北京医院等典型。据说,在医院评审试点过程中,唐山市工人医院将评审标准七大方面100多条款,细化分解成了700多个名目,落实到全院每个职工身上,“全院上下齐心协力,凝聚力非常好,为了考核达标都具有了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许多护士为了练好基本技能,把输液瓶带回家利用休息时间在自己手上反复训练,在亲人身上练扎针”。  扭曲乱象  医院评级制度始终面临着质疑。这种质疑在现实的乱象下更趋严厉,以至于演变为今天的存废之争。  事实上,作为该制度主要的设定者,于宗河在最初即对可能发生的问题有所担忧。正因为如此,1989年发布的《关于实施医院分级管理的通知》特别强调,要“防止和克服盲目攀比,不顾全局的局部观念。切实防止借分级管理之机盲目扩大医院规模和发展不适宜技术的现象发生”,要“防止和克服不顾基础质量,单纯片面追求扩大规模和高技术设备的不正确导向”。  然而,现实有自己的逻辑,并非“通知”所能防止。由于等级高低不仅关乎医院的面子,而且直接决定医院的发展,争级上等自然成为主流。  有业内人士指出,医院评审标准和指标中对基础条件的规定成为被评审医院盲目争级上等的主要诱因。在分等标准中,医院规模、医疗设备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标准,通过增加床位、扩建用房和购置大型医疗设备,短时间内都能够产生显著的突击效应。卫生部医院评审课题研究小组的调查显示,尤为突出的是:为盲目增收而争购高档医疗设备,并且突击效应失效后的医院管理工作也开始出现滑坡。  在最疯狂的时候,一些县市医院为了评上三甲医院,竟然从国外购买了已被淘汰的二手CT机。当时新的CT机的价格为400万元左右,而二手CT机每台100来万元。一夜之间,几乎所有的县市医院都有了CT机。  有人把医院评审比作一场运动。在达标上等的过程中,医院一般都会上下动员,全面整治,修正规章制度,提高医护水平等,但是评审后,医院未能坚持下去,如一阵大风刮过。评审中建立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名存实亡。虽然有的地区开展过突击复查,但是对医院工作质量的持续改进并没有长期的监管机制。  有的医院在评审中甚至规定“处罚到人”。江西抚州市一位院长明言,如因科室工作不到位影响“二甲”评审,该科室所有人员年终应受到相应的经济处罚。科室负责人不能评先、评优。如果在评审工作中因被查到各种技能、岗位职责、规章制度、三基知识考核不及格而扣分的,对于个人给予××元的经济处罚,是聘用人员的直接解聘。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力主推行的陈敏章也不得不承认,全国评审工作进展极不平衡,评审标准掌握严宽不一,评审质量差距较大,评审队伍过于庞大,工作效率较低,一些医院重“硬”轻“软”,盲目攀比,扩大规模,争购设备,短期行为,弄虚作假,评审后滑坡等等。虽然这些问题与所取得的成绩、经验相比,是支流、局部的问题,但是,它已经给社会和整个评审工作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  在于宗河看来,“经是好经,就是念歪了”。他说,医院分级管理的目的是调整与健全三级医疗预防体系,以增强其整体功能,充分合理地利用我国有限的卫生资源,提高医院管理水平和医疗质量,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可是,随着商业化的侵袭,这种愿景成为不可能的镜花水月。  另外,由于评审过程缺乏透明和约束,寻租腐败的滋生也败坏、蛀蚀了制度的基础。  何去何从  1998年后,医院评审工作走走停停,波折不断。卫生部曾试图通过调整评审权重、方式等办法避免乱象却屡遭挫折。在刚刚结束的2011年评审中,全国晋升三级的240多家医院中,一半左右为县级医院,有的10万人口的县就配置一家“三甲”医院,甚至乡镇卫生院也挂上“三甲”的牌子。这让卫生部无法容忍,于是有了收回牌照之举。  对达不到标准的医院实行“收牌”,这得到了应有的嘉许。可是,此事却引起了更深的思考。有评论指出,需要“收牌”的其实不止那些不合标准的医院,而是医院评级制度。卫生部作为医疗服务管理部门,不能以行政手段把医院划分为三六九等,应该考虑医疗资源分配的公平合理,避免医院陷入逐利的冲动。  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崔小波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给医院评级并非中国独有,这一制度的实质,是按照现代医院管理的原理,遵照医疗卫生服务工作的规律与特点,实行医院标准化管理和目标管理,因此,断言废除确实过于激进,也不符合现阶段中国国情。不过,现实中的种种问题也不能视而不见,因此,改进当是必由之路。他建议,医院评审应本着功能到位、淡化等级观念的原则,依据医院的功能、任务定位进行评审,结合医院实际运行和社会认同来确定功能任务。目前,我国的医院评审主要是围绕组织结构,强调综合管理、规章制度和硬件建设方面,忽略了医院作为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的社会属性,作为服务人群的评价指标较少。  解放军总医院原院长朱士俊也持相似观点。他说,国外现有的一些评审标准是以持续改善患者安全和医疗服务质量为中心,我国不妨借鉴一些。“评审应提高患者意见的权重,注重过程的更加公开、公正,(这些方面)都是大可改进的。”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如果仅以认证以及与认证有关的评级而论,它是一种服务。其服务内容是告诉消费者(或埋单者),哪些服务提供者达到了哪一级的服务水平。这种服务不必也不能仅由政府提供。  “我相信,消费者更加需要的是多样化的服务认证或评级,例如眼科哪家医疗机构是哪一级?生孩子如何等等?当然,对综合医院,笼统地来一个一二三级也未尝不可。教育领域就是如此。美国有很多教育认证和评级机构,几乎没有公立的。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认同某几个机构的认证和评级,它们的认证和评级告诉我,作为综合大学,哈佛大学基本上是最好的,但是作为经济学专业,芝加哥大学是最好的。就是这么简单。在医疗领域,也应该是同样的道理。”他说。  顾昕认为,如果认证和评级走向多样化、竞争化、专业化而不是行政化,对于医疗服务质量的改善是有好处的,但这同医疗资源配置问题不大相干。只有在评级体系和资源配置都行政化的情况下,两者才相干。  不过,更为悲观的论调指出,只要政府主导的威权存在,第三方机构的介入就必定在官方支配之下,那势必失去独立性。而拥有行政级别的医院天然具有在卫生系统更强的话语权和支配权,获取级别的优势仍然不会变化。没有独立性的第三方机构也无法监督,甚至本身也会被权力寻租所异化。记者 董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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