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总的来讲，颈椎手术的发展趋势是从后路手术到前路手术。近年来，随着影像学、微创技术和非融合手术的飞速发展，颈椎手术好像又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其中，争论最多就是融合与非融合手术。在此，重新审视这两种手术方式能够为我们今后的选择提供一个新的视野。
融合的理念起源于20世纪初，最初的尝试是同时融合椎间关节和棘突。当最初的尝试者发现这种手术可能带来植骨块断裂和移位的风险后，就提出了使用钢丝和螺钉固定的设想。经过不断的的努力和尝试后，于上世纪50年代形成了颈椎病的标准治疗术式“前路减压融合术"（ACDF），通过减压和融合不仅缓解患者症状而且恢复了椎间的高度、维持了颈椎的稳定性。但却因牺牲了手术节段的活动度，改变了颈椎的生理状态而遭人诟病
许多生物力学研究都表明，融合会导致邻近节段活动度的增大，邻近椎间隙承受的应力增大，从而增加邻近节段退变 。其实，早在1959年，当Scoville看到了Cloward 发表的关于ACDF的文章时，就提出了融合是否会带来邻近节段退变的疑问，他的这个观点足足领先其他学者20余年。1999年，Hilibrand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来阐述ASD是由自然退变引起。但随即，更多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反驳，因为不管体内还是体外生物力学都表明ACDF可以加剧邻近节段的退变。但笔者认为现有的体内、体外研究都不能模拟椎间退变的自然病程，所以无法排除自然退变在ASD发生中起的作用。笔者在随访了本组手术时间5年以上的ACDF病例277例，平均随访99个月后发现，虽然87.6%的患者在X线上有影像学退变的表现，但有症状的患者只有12.6%，需要再次手术治疗的患者仅占6.9%。其中有症状的ASD发生率和Gore的研究类似，提示自然退变在ASD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流行的人工颈椎间盘置换手术(ADR) 被公认为是起源于1998 年，一个名叫“Cummins-Bristo”的人工关节。自此之后，多种假体应运而生。ADR被推崇的主要原因是它既能恢复椎间隙高度，又能保留手术节段的活动度，且生物力学实验表明相对ACDF而言，它能明显降低邻近节段承受的应力。所以ADR被认为能避免了相邻节段退变的发生。ADR的适应人群通常是指单节段的C3-7退变患者。手术禁忌是指存在或合并骨性融合、颈椎不稳、多节段病变、小关节疾患、骨质疏松和软骨病等。此外，ASD也被认为是ADR的禁忌症。但目前也有许多学者在进行融合后邻近节段ADR的尝试。迄今为止，许多学者都对ACDF和ADR进行了比较，同时也有许多关于此课题的荟萃分析及系统评价。主要回答两个问题：和ACDF相比，ADR的安全性及有效性。不同的临床研究以及不同时间的荟萃分析/系统评价的结果都基本类似。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忽略颈椎手术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缓解患者的症状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尽可能的使患者恢复劳动力，同时，尽量降低ASD的发生。而ASD是否由融合引起，ADR能否保护邻近节段从而避免ASD的发生仍需要更多的研究，需要更长时间的随访来证实。颈椎病手术治疗的进步离不开手术器械、内固定的进步以及术者对颈椎生物力学不断深入的理解。一项新技术的发展即离不开对既往经验及教训的总结，也不能缺少对未来所要遇到的挑战的洞察。一些新的技术虽然可以风靡一时，但很快又会消失在人们视野中。所以我们在重新认识融合和非融合手术时要抱着一种严谨的态度，一种挑剔的眼光以此来促进手术方式的改善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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