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将对后方的频繁轰炸作为侵华战争的重要战略。由于地理和政治原因，四川省内各地成为轰炸的首要目标。
据当时四川省政府统计出资料，从1938年2月至1944年底，日军至少出动飞机7380架次，投下炸弹至少26826枚，全省死亡人数达22500余人，炸伤26000余人。
如此频繁的轰炸，针对的不仅是军事和工业设施，连平民区、学校、医院甚至外国领使馆、教堂也未能幸免于难。南京大屠杀的血迹还未干涸，悬在空中的屠刀又在昔日的天府之国上空猛然落下……
日军轰炸机正在成都上空投弹
在这一场“空中屠杀”中，中国防空力量的薄弱使得生命的救援大于武力的对抗。作为华西医院、中大医院等国内知名医院前身的三大学联合医院也在当时承担起空袭救援的重任。
在血与火的洗礼下，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初见端倪。
战前的四川：公共卫生之薄弱程度令人瞠目
抗日战争爆发前，由于长期的军阀混战，四川省公共卫生力量薄弱。根据当时的卫生统计数据，在1936年之前四川省几乎没有专门的卫生经费支出。1939年5月，当时在国内已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公共卫生专家陈志潜受邀回到成都主持四川省公共卫生事业。他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四川：
“在我就任时，省内没有任何类型的公共卫生组织机构，即使在省会成都也没有卫生部门。”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省的战略地位越发重要。1939年5月，四川成立四川省卫生（实验）处，陈志潜博士被委任为处长。此后，四川省的公共卫生事业才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陈志潜（左二为陈志潜，我国著名公共卫生专家，曾组织建立农村三级保健网）
由于战略地位的提升，当时的中央政府对于四川省的卫生事业给与重点扶持。根据《四川省各县卫生院收费办法》规定，“为实施公医制度起见，凡一切医药皆以不收费用为原则。”这就意味着，当时公立医疗机构的医药费用、工作人员薪资全部由各级政府分担。
除财政的投入外，编制上的改变也体现了当时政府对于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视程度。1939年10月，蒋介石正式出任四川省政府兼理主席，成都成为“首善之区”受到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
另一方面，“新县制”等其它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政策也以四川作为实验区。在1939年9月公布的《县各级组织纲要》中，将“管教养卫”作为县级政府的重要职能，而其中的公共卫生建设即包含于“卫”的条目内。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张群曾这样说道：
“在行政系统上与意义上讲，公共卫生应属‘卫’字里面，技术与行政相配合，有形侵害固然要防卫，无形侵害也一样要防卫。……公共卫生技术人员也要对无形侵害抗战而拼命。”
公共卫生事业的逐步夯实无疑为减少战争及疫病损失打下基础，然而面对日军的空袭，紧急救援制度的建立也迫在眉睫。在公共卫生机构薄弱，医院大多无公共性质的当时，一个完善的急救体系应该如何建立？
战时的分级诊疗——“特约医院”
成都作为四川省的省会，有着特殊的战略地位。然而与当时的“陪都”重庆相比，防空力量又更为薄弱。因此在日军轰炸初期，成都所受损失最为惨重。但是在四川省卫生（实验）处成立之前，蓉城的空袭救援依然处于以紧急疏散为总方针，医疗救护组织零星救援的状态中。
1939年6月4日，卫生（实验）处召集“华西、齐鲁、中央”三所大学附属联合医院、航空委员会医务科及高级医事职业学校等机构的代表开会。为解决当时医疗救护效率低下的问题，打破各机构各自为政的现状，由会议决定进行资源整合，统一调配医疗力量。6月7日，四川省会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以下简称“救联处”）成立，由二十余个救济机关团体组成。
轰炸后的废墟
（在6月11日，成都遭受首次大空袭，死伤六百余人。面对严峻的医疗救援形式，陈志潜担任救联处医疗组组长并统一管理医疗事务。）
当时的医疗救援体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整合成都市的公私医疗资源。在当时，除了甫澄纪念医院有半公立性质外，其它医院均为教会医院。不同层级救援机构之间如何转诊和衔接？空袭难民的诊疗费用如何结算？为了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实施了伤民伤票制度。
空袭中，由救护员为伤员进行简单的急救处理，并填写伤票，再由担架队送往其它医疗机构。伤票共分三联，第一联作为存根，第二联由医疗机构保存，第三联由伤民自己保存。伤民票是伤民转院和结算医疗费用的依据，主要发挥两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伤民票是伤民能够获得免费医疗的依据，医院凭借伤民票结算医疗费用，申请政府补贴。
第二，伤民票也是政府部门直接掌握空袭情况的依据，通过对伤亡情况的了解提高医疗效率。以就近、快捷、高效处理伤民为远着，统一调配全市公私医疗资源。
民国时期的伤票。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战争中普遍使用的电子伤票，在形制上也大体延续了二战时期的纸质伤票
除此以外，在机构设置上还增设了伤民临时诊疗所、收容所，以及疏散区卫生队。为了扩大救治伤民的能力，在成都各城门处设立临时治疗所，在郊外设置伤民收容所6所。各私立医院收容的伤民，在经过治疗后大都送往郊外伤民收容所。
在空袭期间，成都市实施了人口强迫疏散制度。疏散区内人口剧增，人畜共居加上天气逐渐炎热，使得致病几率增加。1939年6月，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在成都市郊区组织疏散卫生队，负责在疏散区的“诊治疾病、临时急救、预防注射及种痘、环境情节、防疫宣传、救护协助事项”。
在各级医疗机构中，三大学联合医院等私立医院被称为“特约医院”，成为医疗救助的主力军。空袭中伤民经过救护员的简单急救后，由担架队送往各城门临时治疗所，再根据伤情分送到各级医疗机构。其中较重伤送往各个伤民收容所，最重伤才送往特约医院，经过治疗后再送往伤民收容所。
在1941年，四川省卫生（实验）处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更大规模空袭，拟定了一份两千人的收容治疗计划。其中当时的华大齐大联合医院（四圣祠街）预计可收容伤民人数为400人，居于各个医院之首。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这些特约医院在空袭的伤民救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1939年前后，成都市已经围绕各级医院和诊疗所、收容所，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战时治疗收容方案。对于伤民的医疗和救护能力基本能够满足当时的需求，伤民基本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医疗救护能力。
民国二十八年四川省会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医疗组医疗设施体系图
医者难自救：空袭期间成都各大学及医院损失情况
在四川空袭中，医务人员在救治伤民的同时，自己也时刻面临着日军轰炸机的威胁。在时任重庆市卫生局局长梅贻琳给市长的损失报告中写道：
“查敌机日昨狂炸渝市，本院（市民医院）药局、食堂均被炸毁，三楼病室震塌一部，门诊处及各病室亦遭波及；实习医师曹筠、护士胡伯珍、院警李方谷，院工赵详明、刘海明、杨俊，均受轻伤，病人幸均无恙。”
“病人幸均无恙”，即使是在人人自危的国难时期，医生的本能也让他们把病人的无恙视为万幸，甚至高于自身的安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里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等大学纷纷迁往成都华西坝。华西坝成为保存、延续中国高等教育命脉的一块特殊的土地。和东道主华西协和大学一同，这几家大学相互影响共同发展，被成为“五大学联合时期”。
日军敌机轰炸后的华大校园
然而，这些国内顶级的高校也未能逃过日军的空袭。根据华西医院提供的资料，在1939年6月11日，日军的一次空袭中，五所大学均遭受了重大损失。华大及金大教员各死亡1人，齐大2名女生受重伤，其他教职员及家属受伤10余人，被毁房屋10余处。
在长达六年的空袭中，这些逝去的生灵已经化为一组数字，只存在于落满灰尘的史料里。在中国抗日战争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再看看他们的面容，战争的伤痛才能再次清晰起来。
五大学救护队队员、华大药学系二年级女学生黄孝逴
在1939年6月11日的那次空袭后，华大药学系二年级女学生黄孝逴闻讯和同学一起赶往救护队的指定地点集合。然而在马上就要到达校门的时候，一颗炸弹在她的身边爆炸，四枚弹片击中黄孝逴的后脑。猛烈的气浪把她卷到路边的刺篱笆上，一条年轻的生命就在一瞬间被冰冷的钢铁和炙热的火焰吞噬。
生命的逝去是无法用纪念碑和表彰来挽回的，悼念的意义在于铭记。当时的教育厅长、著名学者向楚用一首诗悼念黄孝逴。或许我们可以在本文的最后，把这首诗送给所有在抗日战争中奉献出自己热血和生命的中国医务工作者：
“一往当仁与难逢，明褒烈烈见碑丰。自从血染黄泥地，十字花行草亦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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