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养医”、“过度医疗”、“大处方”等等，这样的字眼在医务人员的日常工作当中渐渐淡去，因为这是近年医改要着重取缔的一些不良行医行为。只不过，对于这些行为的取缔，在短时间内收到效果，却出人意料地衍生出很多副产品，比如以礼品替代红包，比如药房承包。其本质与之前的行为并无差别。因此，要想彻底的取缔这种行为，就一定要知道这些行为的动机来源。
用很多医生的话来说，做这些事儿，他们也是逼不得已。医生基本工资低，赚钱只能靠绩效，那绩效从来哪里来？创收！以上所述的行为，都只不过是创收的方法而已。因此，要想取缔这些行为，就必须遏止医院和医生的创收心理。
创收这个词，据廖新波所言，是来自于1988年5月17日的《健康报》，其头版头条刊发了评论员文章《提高医务人员待遇的可行办法》。该文核心提示：由国家拿钱来提高医务人员的工资这种办法行不通，但在商品经济环境下，通过“创收提成”来改善医务人员待遇，是一个能为社会接受的办法。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医院和医生走上了一条创收大道。“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允许有条件的单位和医疗卫生人员在保质保量完成承包任务”“从事有偿业余服务，有条件的项目也可进行有偿超额劳动”“卫生防疫、妇幼保健、药品检验等单位对各项卫生检验、监测和咨询工作实行有偿服务的收入”，等等。简而言之，就是政府“给政策，不给钱”，允许医院“以工助医”、“以副补主”、“有偿服务”。只要是能获利的，都可以创收。国家不管，医院的创收之法也就越来越多，医疗环境的恶化，也就愈演愈烈。
从现在的中国医疗环境可以看出，由“创收”带来的“大处方”、“大检查”，让医生提成获利了，却加重了群众“看病贵”的灾难；外加“薄利多销”下，医务人员的劳动强度极度增强，医生尊严每况贬值。悲壮呀！
因此，要想改变这种混乱的格局，不仅仅要取缔各种“创收”行为就算完事了，而是需要从源头上让医院和医生不再有创收之心。对此，政府必须认真地、老实地履行责任。“政府引导、市场驱动”强调的是政府与市场的责任划分——技术与服务是根据市场来定价，公益性需要政府来体现。只有政府重视并正行，才能避免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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